过不去的往事

年5月11日，插队凤阳，当时十六岁半。

这天上午，父亲、母亲、哥哥、姐姐、外婆和我，一起弄堂对面铁路线的石栏边拍了一卷胶卷，是用二哥留下的15兰卡照相机拍的。当时小哥已去崇明新海农场，特地回来送我。外婆也是，因我要走，提前两天来我家；父亲腿上绑着石膏，但坚持要让我们把他从家抬出，坐在藤椅上，和我们一起照相留念。

后来这卷胶卷冲洗出来，竟全部白化，很淡很淡。

不知谁说的：照片拍坏，不吉利。不迷信的我，这话竟意外进了脑。

五个月后，父亲去世。

虽说白化，隐约还能见个大概。父亲坐在藤椅上，穿件羊毛开衫，高高的额头，后梳的头发，深凹的眼睛，一丝哀愁。

初到凤阳

学校集合后，我们登上一辆卡车。城里绕了一圈，然后开去郊区的彭浦火车站。

到处是“知识去年到农村去”的大幅标语，红布白纸黑字，到处是红旗，到处是震耳的敲锣打鼓声。

小哥和姐姐火车站为我送行。

火车要开了，很多人在哭，也有兴高采烈的，更多人则忙着拍照。我没哭。十六岁半，是个哭了觉得羞耻的年纪，何况四周都是同学。火车开了，我向小哥、姐姐挥手道别。

一火车全是去安徽插队的中学生，我们学校三十多个，目的地是安徽凤阳大溪河公社。火车开了一夜，开开停停。

像去春游，像学生时代下乡劳动。每人都带很多行李，新的箱子，新的旅行袋，里面装有奶油饼干、麦乳精、炒面粉，甚至还有钓鱼竿和蟋蟀盆。一路，彼此慷慨递送糕点、水果，吃吃，笑笑，说说，还有唱样板戏的，背毛主席诗词的。一帮人的起哄下，一位男同学还打开盒子，拿出小提琴，摇头晃脑拉起来。很亢奋，很开心，很热闹。

大概开到滁县时，天亮了，窗口望出去，很多煤，很多破衣烂衫的人，有小孩，也有大人，正提着篮子，煤堆上忙着什么。

感觉似乎哪里出了错。眼前所见，像一张很老很老的照片，一张用来表现苦难、落后的照片；也像梦，一个陌生又熟悉的让人压抑，恐慌的梦。

心暗了。一夜亢奋，全哑了，谁都不再说话。

天，徐徐见亮，在一个叫“小溪河”的车站，我们三十多个下了车。

火车上，一个同班女同学，趴在窗上，失神望着我们。她还要坐着火车继续往前，去到更远。同学三年，彼此没说过一句话，可那一刻，看着我们离去，她的眼中有了留恋，有了呼唤，有了失去依赖的凄凉。——留在记忆中的一个十六岁女生的无望眼神。

车站边一个废弃的露天仓库，四周堆放的稻草，被雨水淋得腐烂，地上一滩滩污水，五月的阳光下，散发难闻气味。到处是鸡屎、猪屎、狗屎、踩得稀烂的菜皮。

各人面前放着自己的行李，彼此惶顾。

身后是小镇，一条狭小扭曲简陋得难以想象的泥街。房子也是泥的，歪歪倒倒，茅草屋顶，积成了块，灰黑色，压得很低。掉了泥坯的墙，坑坑洼洼，翘出一根根枯黄草杆。墙上一个小洞，插两木棍，是窗口。街口拐弯处，一条大黄狗，耷拉长舌，喘着粗气，无精打采地踱来踱去。屋檐下，黑乎乎的门洞口，两个挽发髻的妇女，头扎黑布，身穿黑色大襟褂，一个靠住门框，摇着扇子赶苍蝇，一个撩起衣服在喂奶，裸露的奶，薄薄一片，荡到腰围。孩子五六岁，光屁股，一边吮奶，一边好奇地回望我们。

来接我们的公社宣传干事，插着腰，站在草堆上，慷慨激昂：“毛主席说，‘农村是个广阔天地，在那里是大有所为的’。——你们看，我们这的天多大！”

天很大，一只无边的圆拱顶，鲜蓝，透明，晶莹晶莹，像生梨剖面，耀得人睁不开眼。白云浮在半空，一动不动。

"江山大队上曹小队的到这里来。"

我们中走出三个，拖着自己的行李。

"草塘大队陆陈小队的到这里来。"

……

车上一天一夜，拉琴，弹唱，说笑，理当已成一个整体，这会儿，这个整体被拆开了，东南西北，各走各的，谁也不知前方是何方。

天是蓝的，云是白的，其余都是黄的，一片空空荡荡的黄色的泥的海洋。麦杆、稻根被晒得焉焉地趴下。路，犹如一条泥带，弯弯扭扭，曲向远去。路上道道车轱辘深辙，翻起的烂泥，像蚯蚓屎。两旁是水沟，沟里的水死了，皱纹都没有；水中的天，丝纹不动。

两个罗圈腿的农民，挑着我们的行李走在前面，身体压得又矮又粗。脚步声沉沉，咚咚震入地。扁担两头一翘一翘，“叽嘎－－叽嘎－－叽嘎”。

空气毛茸茸的，混有泥土、草屑和太阳光的味道，擦得鼻孔发烫，飞虫成团，“嗡嗡”一片，盘在头顶，飞响贴耳。

远处打谷场上打场人的喊叫声，古老，悠长，尖利，沉闷，像哭。

没有风，一丝都没有，尘埃停在半空。

走一阵，回头，车站方向望去：没有人影，一个都没有，只有一片空旷无际的黄土。

爸爸、妈妈、哥姐见过这泥垒的屋子、这遍地的黄土吗？

田野里，到处馒头似隆起的坟头。

仿佛看见个妇女，牵着个孩子。妇女身穿白衣，头插黄花；孩子素衣裹身，背荡白带，两人慢慢地，朝着黄土尽头走去。

终于，看到了一溜泥屋，是公社革委会驻地。

跟着挑担农民，进到街口一个小屋，说是饭馆。也是泥的屋，泥的地，芦苇杆的天花板上荡下苇叶，挤出一条条干泥巴，灰黑色的蜘蛛网，布满房樑边边角角。

二三张桌子，二三条板凳，一碗粉丝，一碗豆饼，一群农民，牙屎厚得像玉米，腰围稻草，破衣漏肉，拖出灰黑棉花，一个个脚踩板凳，涨着猪肝般发紫的脸，裂着嗓子喊叫：一点不错、五进子魁，七个巧，八匹骏马……

什么也没吃。继续赶路。

走一阵，两个农民远远停下等我们，一人提一个烟袋，坐在我们的行李上。

我们的生产队在哪？就前面。什么时候能到？快了。

过了一个山坡，是下一个山坡，过了下一个山坡，还有下一个山坡。

二十三里泥地，坑坑洼洼，抵得脚底心的软韧又酸又痛。

下乡前学校说，政府发了安家费，让我们盖房买床买桌购农具，一切都已安排好。可到了那发现，什么都没有，所有安家费，一到生产队，立刻被用精光。

老乡家借住一星期，然后搬进自己“家”。

是生产队的社房，在打谷场，前后没住户，我们到时，屋里还堆着草，喂两条生产队的牛。社场一共两间屋，一大一小。前面一间大，一半是粮仓，一半喂牛。实在没地方给我们，便把后面小屋两条牛牵去前面大屋，空出小屋让我们三个学生住。

真正的牛屋。地是泥的，墙是泥的，坑坑洼洼。

傍晚搬进去的。半庄人赶来看。孩子们稀奇地“小蛮子，小蛮子”地叫。不敢开行李，整整一星期，没开过。找东西，趁着没人，贼一样偷偷开箱，又匆匆关上。自己都觉得，行李中的所有，与周围一切，格格不入。

那天很晚了，一农民还坐我们床上不走。印象太深刻了：颧骨出奇的高，下巴出奇的尖，皮肤出奇的黑，眼睛小得像芝麻，头发荡在额头，像把三角形的刀，发尖披在眉心。煤油灯是墨水瓶做的，灯光豆点大，飘飘忽忽。飘忽的灯光下，那人更像鬼。

睡是凉床，从没见过这样的的凉床。框由四根树杆架成，真正的树干，没有去皮，四边拉上麻绳，交叉的麻绳，组成一个个手掌大的“口”，上面铺稻草，草上垫凉席。

当晚，我们在床脚下全都洒上敌敌畏，第二天醒来，一个个床脚下，堆满一圈圈足有半厘米长的死了的小虫，看得我们浑身发麻，头发都竖起。

很多老鼠。大白天，常见老鼠穿梭，晚上更猖狂，吱吱叫，屋梁上打闹。

一次烧稀饭，放入一根香肠，待到煮好，开锅转身去拿碗，眨那间，一只小老鼠烫死在稀饭里。

一次，上街买回包老鼠药，屋里洒上，傍晚放工回来，五六个将死的老鼠，很大很肥，挤在锅灶旁的墙拐处挣扎。

老乡说，这屋曾经死过个孩子，溺水救上来后在这断的气。夜半醒来，常见一二点磷光，绕着房梁走，一会儿亮了，一会儿暗了……

父母要是知道，可不心疼死了

那时最怕出早工。天没亮，哨声响了。清晨，孩子睡得最香最酥软时，浑身散架，无处不痛，无处不酸胀麻木，大脑小脑整个脑区，像被涂上一层厚厚的浆糊，醒不过来。我不是会耍滑的人，干活出力无保留。锄地、割麦、插秧、双臂一秒不停；送公粮，几十斤的担，十几里的路，咬紧牙关摇摇晃晃挑不动也挑。

“小蛮子，下地干活了。”“天都快亮了，还不起床，这么懒？！”哨声过后，出工农民经过打谷场，必敲我们的门，叫得我们不得不撑起散架的身，加入出工的队伍。夜半下雨，要抢场，把社场上的稻草堆起，打下的谷子收入仓。半夜，哪起得来，可我们住社场，敲门声、叫喊声大如强盗……二小时、三小时，待到干完，浑身沾满谷刺，痒得难受，可就这，没再洗一把的劲，倒头就睡。却睡得正香，早工哨声又响了。

挖干渠沟。附近最大一个工程，约一百米宽，二十米深，几公里长。百十斤的土，深的地下一筐筐上抬，抬完一筐又一筐。白天抬，月光下还抬，每天干活十几小时，“抓革命，促生产”。

太累了，实在实在太累。一天半夜，小便失禁，尿湿裤子。知道得清楚，清清楚楚，可实在实在太累太累了，起不来，一动不动，继续睡，任由滚烫的身子捂干湿了的裤。

怕挑水。找水桶最麻烦，整个庄仅二三家有桶。东头到西头，西头到东头，挨家挨户找着借。生产队给我们买过两个，可没几天就被偷走，八斗、小板凳，全都被偷走，都不知谁偷的，见了也不认识，认识都不敢认。那时十六岁半，根本没劲，城里长大的孩子，走不好乡下坑洼地，一担水在肩，跌跌撞撞，水桶东晃西荡，泼泼洒洒，到家最多只剩小半桶。下雨天更惨，浸水的泥地，非常滑，空手走路都摔跤。老乡教我们，不能穿鞋，五个脚趾抓地，要使劲，我们光脚了，抓地了，可是没用，五个脚趾本就没劲。一次次摔倒，一次次水泼一地，一次次浑身稀泥。

一个雨天，很大的雨，水缸见底了。牛屋已老，屋顶稻草早已成块，几处透亮，看得到屋外的天。雨水屋顶缝里滴下，酱油色的，滴在地上，滴进水缸。天黑了，没水烧饭，吃几口上海带去的“炒麦粉”。干渴难忍。见底的水缸里舀起半杯水，臭哄哄的，积淀浮动。停放几分钟，待到积淀下沉，小心翼翼，将上面的水倒入另一杯，然后闭起眼，一口喝下。然后，整整一夜，感觉着那水的滑腻和臭哄哄的腐烂稻草味。

水土不服，腿上长满包，流血、淌浓，发红，发烫，一个肿成一大块，无法盖被，一碰，疼到钻心，几近昏厥。于是，一整夜，两腿伸被外，荡地。醒来，腿冰凉，冰凉冰凉。半年，整整半年。

发疟疾，所有学生都发，高烧四十度，温度表打到头，头疼得裂开般，身体冷得发抖，上牙打下牙。一次并发肠胃炎，一天拉十几次，拉到腿软，还吃什么吐什么，喝水都吐。后来队里出人工，两根扁担扎床两边，把奄奄医院，在那躺了一星期。

凤阳，出名的穷地方，讨饭出的名。我们庄，穷中之穷，每年几个月，半庄人出去讨饭。

吃过老乡讨来的饭。是讨来没吃完，带回家重新晒干当“米”保存起来的。那是此生吃过最难吃的饭，混着沙石，一股老鼠屎味。

五月天，青黄不接，庄上社员又都外出要饭。公社发了补助粮，没钱买，不得不一次次上庄，问没外出的农民借，借得自己都已不好意思。那天床上躺了两天，饿了几顿，头昏脑胀，实在挨不过了，厚厚脸皮，又上庄。问了几家，都已没粮，最后去她家。她丈夫也已外出要饭，带着两个孩子，留下她和刚出生的婴儿。她正抱着孩子在哄，孩子因没奶吃，饿得嗷嗷哭。她抱歉地看着我，说她家也已没粮。我嗯嗯应着，赶紧退身。正离去，她又叫到：“要不，拿点三道麸子去？”三道麸差不多就是麦子皮，用来喂猪的，可我哪管这些，连连点头，返回她家。她从八斗里挖了一瓢三道麸，我让她称一称，她说不用，拿去吃了再说。我走了，端着装满三道麸的瓢，连声说谢谢。走出家门几步，听她身后嘀咕：“作孽呀，父母要是知道，可不心疼死了……”回过头去，见她站在门槛上，手扶门框，望着我，眼里装满同情……那眼神、那语气、那手扶门框的身影，从此刻在了我脑中。

苦吗？当然。可生活上的苦，不算什么，那时还年轻。

最受不了的是孤独，是苦闷，是心中的那份空空荡荡。

风声、雨声、前面社房“哞哞”的牛叫声。

几年时间，孑然一身。

开始三人，一个是同校同学，父亲、爷爷都是高干，一年不到，走了，进了江西工厂；另一个是当地人，母亲出生在后庄，大半时间，他住亲戚家，三年后，当了工农兵大学生，也走了。

剩下我一个。

社场周围没人家，屋前一片旷野，一片远到天边浩浩荡荡的荒凉旷野。

就这样，好几年，一个人，面对这片连着天的地，看风怎样掠过，怎样拉扯田里枯干的茅草，看雨怎么样飘过，地上如何积起水坑，看水坑中如何倒映出一片片奔腾的乌云……这不是一片一点一点往外延伸出去的土地，而是一片从天边处厚厚重重地向我涌来的土地，这片向我涌来的浩浩荡荡的土地，看见它的第一眼，就压在了胸口，永远压在了胸口。

暮色中，抗着农具收工回家，开锁，推门，“叽――嘎嘎嘎”，屋里凉冰冰、空落落，看到的，只有夕阳拉长的自己的身影。

傍晚，残阳似血，炊烟弯弯扭扭，空中散开又落下，一层淡淡的白，披盖幽暗的地，漫在即将熄灭的暮色。家后沟里洗脚、洗脸，端盆淘米，然后回屋烧饭，往炉膛里塞草。通红通红的炉膛，轰隆轰隆的炉火声，掏空了心肺。几千个夜晚，目光呆滞，提着火釵，望着炉膛，听着声响，无思无想，压抑，只有沉甸甸的无尽的压抑。

黑夜，屋外两点、四点、六点绿色的亮，常常几分钟不动一动盯住我，至今不知那是什么，是狼是狗还是其它什么的眼睛。

一个狂风暴雨夜，东墙倒了，风卷暴雨刮进屋，裹住被子缩在西墙床头，却还伤心着压死的几只鸡－－那是每年用来换取回家车票钱的鸡。

想前途，想未来。没前途，没未来。想回家，可是回不去，因为回不去，越发地想。

数不清的夜晚，望着破了的茅草屋顶，望着洞外清澈的寒空，望着洞口飘摇的小草，寂寞得发慌。没人说话，一个人都没有。想说话，想得都快疯了。一切都装心里，装得太多太多，装不下了，闷死了，快闷死了……

越来越多的人自杀，都是孩子，受不了了。

那时，二胡是我唯一的伙伴，天天拉，对着那片土地。那是我唯一的享受，心中的苦与愁与闷与寂寞，随着拉响的琴声，一丝丝流出。一直认为，二胡的声音，是由那块土地滋生的。

上调受挫

76年有过次上调机会，去淮北一个煤矿。那时下乡已六年，大队同来的七人，走了六个，上调的上调，病退的病退，转走的转走，一个名额，理所当然轮到了我。

万没想到，生产队的过场推荐会上，出现意外。

半年前，庄上来了个投亲知青，也上海人，阿姨是自然灾害时嫁来我们庄。那晚，阿姨、姨夫买了条“春秋”香烟，挨家挨户发送、求大家帮他们外甥一把。结果，推荐会成了批评会：一个发言说我懒，说太阳晒屁股了都不起床；另一个发言说我不接近贫下中农，一个人住社场，像个小台湾。最后，到会一致推选那个刚毕业来庄才半年的外甥。

人人想上调，可以理解，但人脸竟可如此变化，则感天昏地暗。

第二天一早，去公社，找到上任不久的叶书记，情况原原本本说一遍，书记听了很气愤，说：“他这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至今没明白，为什么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但书记的态度表明，他向着我。

因书记的态度，推荐会最终还是过场，名额最终还是给了我。

表格填好了，送去县里，以为要离开农村了，然而，最后一关政审关，还是被刷了下来。消息传到大队，继而传到生产队，传得纷纷扬扬，说我父亲是德国军官。尽管传言让人哭笑不得，但出身影响我上调，这点无误。

我不服，去县城找县委书记的陈秘书，他是我们庄上人。我们70年下放时，他高中毕业回乡，常和我们一起聊天，后上了工农兵大学，毕业后分回县里，当了县委书记秘书。我找他，希望他能帮我挽回“败局”。

上县城得徒步二十五里，然后才有车。途经“小红山”，传说中朱元璋当年放牛的地方，在那得淌过条河，河水高过腿弯。过河时，我的脚底跟被河泥里的碎玻璃划破，很深，血流不止。咬咬牙，上了岸，我把两只袜当绑带，穿在破脚上。许是“金石为开”，走一阵，血不流了，再一阵，不疼了。我一口气走了二十多里，然后，在通往县城的大路上，扒上一辆拖拉机。

当然，陈秘书帮不了我，但他安排我在县委招待所睡了一晚，还请我吃了顿饭。

饭后，招待所床上斜躺一会，万没想到，待到再起，脚一碰地，后跟那“金石为开”没了疼痛感的伤口，突然像插进一把匕首，再看，那脚早已肿成发酵馒头，两只渗血的袜子，干了，硬了，粘在伤口上，拉都拉不开。

第二天，就用这只肿得像馒头、疼得像插了把匕首的脚，步行几十里，走回对我“变了脸”的生产队。开始颠着走，走着，想，疼痛这事真要过了头，也就不疼痛了，于是咬紧牙，愣是脚往地上踩。浑身是汗，疼得就差昏过去，可渐渐，就如预计那样，疼痛过了头，开始减轻，一点点减，减到后来，感不到了。

无性青春

最后两年，唯感安慰的，只是剩下几个同学一起聚聚，说说话，抽几支烟，唱几句插队的歌。

每次去同学那，异常高兴，十几里地，一路欢歌，却回家的路，因了先前的快乐与亢奋，越发凄凉。一望无际的灰色的天，一望无际的深褐色的地，没有人，只有一条连一条、过了一条又一条的田埂。

返城前一年，冬天，寒风凛冽，去一同学那。远远地，见他穿件浑身打补丁的衣服，家门口用钢叉堆草垛子，见我，都没抖一下浑身落满的草屑，一边挥钢叉，一边连连地说：“要过冬了，要过冬了，准备过冬，准备过冬……”。

那几年，心已麻木，不再反抗，也不知怎么反抗，想得到的，只有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像他们一样生活。

寒夜，北风吹得狠，像要把地都掀起。芦杆编织的门，被风刮得叽叽嘎嘎、晰晰嗦嗦。我俩躺在被窝里，各自身上压着自已的棉衣。

很黑，什么也看不见。

突然他说：“女人的身体，一定和胳脂窝的肉一样，又嫩又滑……”

夜更黑了。黑色的夜里，两对闪亮的眼。

那年我们都已二十四，但对女人一无所知。

生命中的一个最大遗憾：最需女人时没有女人。老天给生命安排的时间表中，二十四、五岁的青年，异性渴望最强烈，可我没有，我们都没有。耿耿于怀。后来，我写过篇小说《耿耿于怀》。一人只有一世，一世中的每个阶段，过去了就是过去了，不会再现。老天亏欠了我们。

一次，回乡途中，和一插兄在南京一个旅游点。初春黄昏，凉意从林叶中斑驳洒落。俩人坐在石阶上，很累，很困。突然，大脑触电一样“忽”一下醒来，不远处的一幢房上，看到“女厕所”三字。就因这三字，心“哄”的一下膨胀，一刻间，女人的美好想象纷至沓来。然而，就在这热血沸腾的一刻，看见厕所里颤颤巍巍走出一个满头乱发的老太太……

公社两批知青，一批是我们，《长风中学》六九届初中生，一批是虹口区前两届各校赖着不走、后被街道派出所强送下乡的。

于拥有女人这点，他们与我们完全不同。

公社街上有个女裁缝，白白净净，小小的个，皮肤细腻、光泽，胸很大，丈夫在县城工作，常不在家。每次上街，他们一帮涌去裁缝家，说一口明目张胆的调戏话，趁着没人，这手那手或快或慢地伸过去，那裁缝，照踩她的缝纫机，回头或不回，不真不假骂两声，骂得他们的手越发频繁地伸过去。

公社赶集，他们一伙颠颠地聚一起。那天，远处田埂走来一女子，一看就是知青。就像一群公狗看见一只母狗。女的进街后，小饭馆前停下，左望望，右望望，他们中一个便过去，走她跟前，一腿直着，一腿踮着，身微后仰，头略斜，手掌不时往外一翻一摆，不知在说什么。女的先是扭脸不看他，过过，扭着的脸侧过半个，过过，另半个也转了过来，再过过，跟他一起走了。开始，走得还有些扭捏，两手背后，身体扭两下，走着，那扭捏也不见了。

整整一星期，两人关屋里，没开过门，饿了，吃点炒麦粉，渴了，喝点凉水。一星期后，再出门时，庄上农民说，男的腿都软了，打飘。

不出工的下雨天，我们这伙也常聚，暗洞洞的泥屋里，一起挤床上。那是最适合谈女人的时候。我们的谈女人，其实也就谈了个女字旁。但就这，足以原形毕露。常常，我们中一个恶作剧地突然站起：“检查检查，看看谁硬了？！”其实个个都硬，却个个装得不硬，最好证明自己天生阳痿。我们中一个，从小到大三好学生、大队长，大大的眼，长长的睫毛，笑起来羞羞的，像女孩。可就这个他，最经不起考验，轮到“检查”，往后缩着身，双手挡裤前，边笑边躲，“谁硬了，谁硬了”地赖。可他哪里赖得掉，那个顶起的圆锥太大太明显。也就这个他，一起去游泳，刚脱衣，就翘起，脱完更狠，简直怒发冲冠，甚至下水碰了凉，还像竖起的小棒槌，随着水的涟漪左右晃悠，经久不衰。

他们中一个，管不住自己，让村里一女孩怀了孕，别无选择，只能结婚。

婚礼大家都去了，我们这一批也去了，一方面羡慕，一方面悲哀。

他有了女人，好，可也意味着，只能一辈子留在农村。

挥再见的手

最后两年，在江山公社中学当老师。那段日子，是八年半农村生活中过得最快乐的。　

老师在那地方倍受尊敬。当地老师关系多：亲戚、朋友、朋友的朋友、亲戚的亲戚、还有学生家长、学生家长的朋友。不是今天这个叫，就是明天那个喊。我没那么多关系，但学校老师和我关系都好，任何人有酒喝，都叫上我。差不多天天喝酒。

喝的是山芋干酒，七毛八一斤。那喝酒才真叫喝酒，没菜，一碗大青豆，一碗盐豇豆，一把韭菜，一把大蒜，好时，炒盘鸡蛋加点盐，或哪弄条鱼，没油，沾一沾面粉，贴锅边，兑水，烧几把火。不知那里的女人是否特别会烧，怎么烧，都能烧得香喷喷。

最开心的是划拳。

第一次见划拳，是到凤阳的第一天，途经大溪河，街口小饭馆歇脚时，只见一个个袖管卷起，青筋爆出，龇牙咧嘴，这头向那头冲去，那手向这手戳来，声嘶力竭，像土匪。却这恐怖的一幕，日后成了我的喜爱。我爱划拳，划得很好。我们这群教师个个划得都不赖，但我是公认最好的。我赢的本事在于很快看出对方的变化规律，自己则没规律地变化。

开始不行，喝一点就晕，甚至吐。但那里，人坐桌上，不能不喝。不得以，常将酒含嘴里，趁没人注意，吐到地上，反正是泥地，一会就吸掉；有时假作擦汗，一抹嘴，将酒吐入手帕。然而久了，开始适应酒精，能喝一些了。能喝些的“秘诀”更在于装疯卖傻，大喊大叫，叫着喊着，精神就分散，就不感觉难受，叫着喊着，酒气就随之出了去。一生做过的所有事中，酒后乱说乱叫无疑是最痛快的一件，肆无忌惮。

忘记了，已经忘记了。忘记了什么？忘记了太多太多。

78年10月末一个傍晚，天已昏暗，“板桥”车站前，一排黝黑的槐树上方，露一块深蓝。火车来了。这次火车来的意义与以往不同，我等这列火车等了八年半，做梦都在等，可真见它开来那刻，并没感到想象中的轻松愉快。怪那天空，得怪那天空，怪黝黑槐树上方残留的那块深蓝色的天空，那蓝蓝得人压抑……上车了，我向送我的两位老师挥手再见。火车启动了，挥再见的手停在窗上，远了，那手还停着……走了，终于走了，再不用回来，但是，但是我把生命中一段重要日子留下了，把友谊留下了，把初恋和梦留下了，把孩子所能承担的极限苦难留下了，把宝贵的花样年华永远永远地留下了。

一回凤阳

86年年底，离开凤阳八年多。

八年多时间中，刻骨铭心的插队记忆，无时不刻出现在我、我们的生命中。那时已决定移民澳洲，要走了，得回凤阳去看看，不管曾经的生活是否苦难，这片土地养育过我们，在我们的生命中占有如此重要的位子。

坐火车到蚌埠，找到插队时的同学小何。

小何早一步上调，进了蚌埠铁木家具厂。他是同学中对文学最有兴趣并最具天赋的，我们走得近，聊得多，一起在田埂上朗诵过普希金、泰戈尔，也一起做坏事偷过老乡的鸡。他去蚌埠后，他的宿舍是我们一伙乡下知青的“据点”，谁上蚌埠，都去他那，来去上海，蚌埠转车，也去。他宿舍的门上，终年放把锁匙，任何人随到随进。有时半夜，掀开被，冰冷的身、冰冷的脚，不管不顾地往他热烘烘的被窝里钻。睡他那，还吃他那，闲时他陪，忙时，他给饭菜票，我们自己去厂里食堂。

86年，他读完电大中文系，88年，他去日本一桥大学读语言学，硕士读到博士，完了留校当博士后，专业上颇有成就，出过两本过硬的专著。

他，就是常言所称的“赤屁股朋友”。

伤心的小站

蚌埠没停留，当天小何陪我下乡。

一路谈的是写作。那时我的所有作品，写的都是插队生活。

第一篇小说《黄土》，开头第一句：

“火车钻进了茫茫无际的黄土，消失了，剩下两条亮晃晃的铁轨，阳光下静静卧躺。”

他说：“像一幅画”。

是的，一幅画。一幅刻在眼里的画。

火车把我们带来，卸下，走了，将现代文明、城市生活、连同希望，从我们刚刚起步的生命中带走。

我俩曾一起逃票去蚌埠，怕被抓，蚌埠前一小站下车，然后徒步二十里，一路问询，找过去。是夜晚，漆黑一片，唯有淡淡月色，忧伤、柔和、温暖，伴些许兴奋。翻过一座山，见城市灯光了，久违的灯光，带来的强烈亲切感，让两个长居农村的人兴奋得颤栗。

晚上，火车站长椅上坐一夜。那时上蚌埠、去南京，都在车站椅上过夜。天一亮，赶紧呼吸城市空气，捕捉细枝末节的城市记忆：柏油马路，两旁的商店，穿过树叶落到水泥地上的阳光气味，挤车的人群，汽车喇叭的鸣响，空气中弥漫的水果清香，身边来去的干净整齐的衣服......

蚌埠坐长途，先去凤阳城。

凤阳中学的老友徐兄，上外法语系69届大学生。本该前程似锦，因文革，梦想破灭，学业中断，先下乡劳动，后被分到离我插队处十八里的地的板桥中学当语文老师。

板桥是个区，我所在大队原属大溪河公社，后划给江山公社，江山属板桥管辖。

徐兄是我一亲戚的朋友的内弟，认识后发现，我们还是远亲。插队时，每次赶集，我都去板桥中学找他。每次，他都用他的煤油炉为我开小灶，炒许多鸡蛋，然后一起喝酒，听他说很多话，说当年上外法语系的风光，说精英班的才子感觉，说黑色连衣裙的年轻女教师，说他有过的几个女朋友。曾经，他骑车十八里，到我插队的生产队看我，在我的牛屋住了一晚。他给过我精神上的支持、生活上的帮助，我却什么都给不了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充当他的听众。那时他其实很痛苦，他是在用幸福的追忆驱赶内心真实的痛苦。而于我，和他交往，成了安徽生活中一个亮点，一团可贵的温暖。

离开安徽很长一段日子，老做一个类似的梦，梦中，我从上海、南京、或蚌埠回生产队，板桥车站下车后，一如既往去找他，可突然发现，他不在了，找不到了。没有了徐兄的板桥，无际空旷，无际苍凉，空旷苍凉得我发慌。

86年，和他一起分到凤阳的六九届大学生都走了，有的考上了研究生，有的出了国，有的调去了大城市，只有他，娶了蚌埠太太，留在当地。

那晚，我和小何睡在他那，聊天到很晚。什么都不敢多说，怕他受伤。他也什么都不谈，不谈调动，不谈考研，不谈离去的同届六九届大学生，只谈刚来他这住过一阵的老父亲。

安徽的冬天太冷，怕父亲受冻，他坚持和父亲睡一被窝，坚持把父亲的脚按在自己的胸膛。他说小时父亲也这样帮他捂脚，他说父亲的脚已完全没有热量，他说父亲想挣脱但他使劲按住，却同时，眼泪失控地唰唰流下，他说他爱他的父亲，很爱，从小他的父亲给了他无限宠爱……他唯一没说，他是在用他的孝道惩罚自己，惩罚自己的失败人生。

到凤阳当晚，徐兄和小何陪我一起去县农机站看望小高。

小高是我中学同校不同班的同学，非常漂亮，当年学校一二千人，她从操场上走过，目不斜视，却有那么多眼光不约而同随她而去。插队凤阳时，她和我是一个大队的知青。

一次，大队知青会上遇上，说起了话，从此，就都想再说。

后来，她来我这，我去她那，很频繁。每次她来，我都送她回去；我去，她又送我；她送了我，我当然再把她送回去。来来往往，月光下，那段乡间的路，缠绵起来。

　　那年冬天，和她一起回上海。我说，到南京坐船吧。我想坐船时间长。她说好。她说好时，脸上漾出了喜悦。

火车上，两人合吃一个盒饭。轮船上，趴着栏杆，望着海水，同说少男少女的话。

　　到上海，她来我家，然后约好，我去她家，然后再约好……我们一起去看电影，一次又一次。电影院里，靠得很近，她的鬓发，带着体香，抚弄我脸腮。我们轻轻地说话，轻轻地。

　　那次电影院出来，过马路，突然出现一辆车，她惊了惊，一下抓住我的手。过了马路，她还抓着。希望她一直那样抓下去……可到底，她松开了。那手软软的，很柔，从我手心手背慢慢脱离，滑了出去。

“不知道我的人生列车什么时候开出了站，只知道当我发现时，我已在车上……一个有雾的傍晚，我停靠在一个宽阔的肩膀，我以为列车已经到达终点，却不知，那不过是一个伤心的小站。”

——一首歌的歌词，歌名：《伤心的小站》。

列车还没到达终点，她下站了，在一个叫“凤阳”的小站。列车开走了，继续向前。站台上，灯光昏黄，飘着雨星，站着她孤零零一个。

她和县城一位拖拉机手结婚，留下了当地。

那晚停电，走道很黑，找到她时，她正在屋里，和两个当地女孩，趴在煤油灯前看着说着什么。见我，她吃一惊，直起身，但马上，又控制住自己，一付矜持。“回来看看呀？”她说，甚至没请我们坐下，只说了声“自便”。

我们没坐多久，坐不久。我说，走了；她说，不送了；我说不用送。

走了，可走很远，我还感觉她的目光停在我的背脊上，那目光定定的，却闪亮，晃动许多记忆、许多苦涩。

泪流满面

第二天，告别徐兄。

这一别，十八年未见。我离国时，他正调往蚌埠，因彼此变动，失去联系。很多年，到处打听，一直找他，可找不到。十几年后，我请朋友——澳洲安徽同乡会会长帮助，几经周折，通过合肥侨联找到蚌埠教育局，再通过蚌埠教育局找到蚌埠民事局，终于知道他已调回上海。然后，又通过市公安局朋友，在几个同名同姓的人中，到底找到了他。徐兄已退休，返聘在一中学当教导主任。

人生，由一路走来遇到的人和事组成，不能让一个生命中曾经如此重要的人，一个曾经给过我帮助和温暖的人，说“不见”就不见。

离开凤阳城，我和小何先去临淮关。

最后几年，我常一人步行去临淮关。回沪前买花生去那，分到棉花想弹成被带回沪，也去那，上县城，临淮关又是必经之地。那里还曾有个知青朋友，分在砖瓦厂，寂寞时，常去找他，在他那过夜，和他说说话。

汽车到站了，在街口。

路边蹲几个老人，黑衣黑裤，女的扎绑腿、挽发髻，男的提着烟杆抽烟。

迎面是条煤渣路，坑坑洼洼，一滩滩大小积水，再前面是铁轨，亮晃晃的铁轨。

刹那间，我在这路上看见了自己，看见当年的我――寒冬腊月，戴一顶海富绒方帽，两边帽沿一个竖起，一个耷下，身穿五十年代母亲穿过的羊皮棉袄，双排扣的卡其脱卸面洗得发白，破了几处……我看见自己，口喘粗气，俯首，身体前冲，肩上搭一根绷紧的绳，双手拽紧两旁车把，正在努力拖一辆板车……板车上，装的是我自己喂养的鸡，我拖它们来这，为的是把它们送去供销社卖掉，然后，用卖掉的钱，换一张回上海的火车票……

喉咙口有大块大块东西要喷出，是“喷”！一时间，差点失控，想不管不管地扑在地上，抱住土地，放声大哭一场。

使劲忍！拼命忍！

喉管断了似的疼，眼泪早已成线，不往下淌。

街这头到那头，来回二十分钟，眼泪，就那样不停地流，不停地沿着脸腮掉到地上……

当年插队那么苦那么难，我没哭过；可那次，我哭了，泪流满面。

临淮关到石塘坐的是汽车。以前乡下没汽车。

一路无语，石塘到江山中学，八里地，我和小何都没说话，一句没说。相同的经历，相同的感受，相同的想说而没说的话，不用说。

看天，看地，看村庄，天认识我们，地认识我们，村庄认识我们，脚下的泥土也认识我们：“回来啦？”“回来了。”“去了很久了。”“很久了。”

……

远远，看见了江山中学几排教室。

“家败，这不是黄惟群吗？”阳光下，毛校长手遮太阳远远招呼道。

学校老师全都走了出来，惊讶，欢喜，热情洋溢。

“结婚了吗?”

“结了。”

“在哪高就?”

“厂里。”

“听说小陈混得不错，大医院当了医生。”

“是的，他不错。”

问这问那，我什么都没说，甚至没说将要出国。这块土地上，感觉不该说这些。

学校借了两辆自行车，去插队的生产队，五里地的路。

队长陪我们东头走到西头，散了很多烟、很多糖果，这事以前插队时也做。西头陈姓几家屋前坐一阵，匆匆赶回江山中学，那里的老师们等着我们。

当晚睡在付老师家。回城第二年，他父亲带庄上三个社员去上海卖猪肉，晚上找到我，我和我妈让出房间，睡去邻居那，留他们住了一晚。付老师说，他父亲知道我来了，无论如何要把我们请去他家。

熟悉的夜，静谧的夜，不时几声狗吠，难以入睡。

二回凤阳

00年，又回一次凤阳。那时移民澳洲已十六年。

以为离得远了，久了，渐会忘记，却不料，越发想了。

是和萧良、阿五一起去的，借了辆旅游车，请了个司机，半夜十一点多上海出发，一路几次停车问路，天亮时，“大溪河”到了。

往事如烟

变了。新街很宽，能开四辆车，两旁全都砖房，有的二层楼，公路从街心穿过。老街还是二三米宽，还是曲曲拐拐，一段泥路一段碎石路，还仍见不少茅屋，这辈子忘不了的茅草屋顶的泥屋。

“看，这屋还在，原是供销社，我们常来打煤油。”

“记得吗？这里原是饭店，开店的叫老顺子。”

“这里，看这……原先是肉店……当时猪肉七毛七一斤……”

一路走，一路说。

原先的公社办公所前停下。

是幢楼房，曾是方圆几十里唯一一幢砖泥结构的楼房，过去时代土匪的炮楼。这楼第一次出现知青眼里时，很破，很烂，但渐渐，越来越高。当年这幢楼里走出的人，眼睛都朝上，当年这里的知青，都仰头看这楼里走出的人。

即使最清高的，也做过接近这幢楼的梦。三十年弹指一挥间。我们都不再说话，看着那楼，猛烈抽烟。

往事如烟，飘过来，飘过去。

老街稍作停留，正式下乡。先去阿五的庄。

两个孩子的指引下，阿五找到了毛杰。他和我们差不多年纪，也读过书，当年特别喜欢和我们这些下放学生玩。见阿五，他倍感意外，把我们热情请进他家。

屋挺大，砖房瓦顶。墙上几张印刷画，画中是女人新鲜的脸。有电视机，尽管老式，但想不到。有电灯，一根电线接一灯头，房梁上绕一圈，荡下，插一个灯泡。想当年，做梦都想有个电灯。还是泥的地，地上一团团鞋上刮下的泥，有的仍是湿的。没家具，一张床，一张缝里嵌泥的桌，还是一根凉绳东墙拉到西墙，绳上挂满四季替换衣服。

坐一阵，聊一阵，庄上转一转，和遇到的老乡一起照几张像。

毛杰送我们出村，临走，阿五硬塞他一叠钱。

任的。

当年他年对我很好，帮我挑水、买粮，买了粮还帮我从公社挑回来，这些都是当时的我不能胜任的……那时，我常吃白饭，没菜，也没钱买，他常送碗盐豇豆、割把韭菜给我……”

踩着稀烂泥地，进萧良的庄。

萧良当年吊儿郎当，给“贫下中农”印象最不好。他爸是高干，为让儿子早日离开农村，找了很多关系，来头都很大。几次，被逼无奈，萧良上了省城，但临到最后一刻，父亲的信，还是被他撕了，扔了，或当手纸擦了屁股。他离不开农村一帮哥们。一个人离去的路，即使通天堂，也寂寞。

萧良有个相好，是知青，也是同校一起下放的同学。却这女生自己不觉，庄上多了个单相思。一晚萧良去她那，被那单相思发现，半夜赶去公社，找到武装部长。部长一听，小蛮子搞流氓，那还了得，当下找了两个民兵，徒步七八里，赶去抓人。“你逃不掉了”。一到门前，部长大喊。萧良也绝，知道逃不了，床都不下，像只鸵鸟，身体拢成一线，躺直，蒙上被。他以为自己个小，不动，不会被发现。被窝里拖出后，他被五花大绑绑去公社，关在炮楼里。那女生够意思，去看他，还买了烟，从窗口扔进去。后来，领回生产队前，部长指示，要开批判会。批判会上，萧良一声不吭，手拿毛巾，坐小板凳上，一次次，装着擦汗，擦掉大把大把的泪。

萧良找到了他当年住过的屋。屋还在，只是已倒，剩下几面断墙，墙内乱草齐腰，一条水牛在吃草。

“照张相吧。”我说。

他不说话，也不看我，走到断墙前，站好。

照片上的他，头发都秃了，头顶只剩小鸭绒毛般一撮。他穿件西装，里面一件红毛衣，双手插口袋。他笑着，是傻笑。他的眼睛是红的，看得到里面闪动的泪。

刚来时，萧良发疟疾。那时我们都发，高烧四十度，温度表打到头，萧良是第一个。找不到医生，只能上公社。队里要派人送，我们都说不要。我们说不要，是为都被一幅画所吸引：一条水牛，拖一辆板车，牛背上坐我们中一个，头戴草帽，手执柳条……太神气了，太富诗意了。队长想劝，劝不住，只能站在村口目送我们上路。

疟疾这病发起来怕人，不发时，也就身子疲软。萧良躺不住了，非要坐上牛背，由他赶车。一上牛背，心漾开了，笑了再笑，还一再问，自己像不像神仙牧童，大家都说就少一根短笛，他就双手做个吹笛的样，嘴唇闭成一条缝。“吹”着，越发得意，叫我们统统坐上车，然后柳条一下下抽牛肚……牛小跑起来。开始没人在意，想当然认为：牛老实，吆喝几声再加几鞭就行。可越抽，牛跑得越快，牛一跑快，拖着的板车就晃荡，板车一晃荡，左右前后一摆、一冲，车柄便一下下重重捅到牛屁股。牛疯了，彻底疯了，飞也似的奔跑起来。我们一个个板车上滚下，萧良吓得脸都弯了，一时慌了手脚，不知如何牛背上下来，临到最后一刻，才闭眼朝这路边草丛一个猛扎。

疯了的牛，一气奔进一条水沟，绳断了，板车像从炮膛里射出来，车柄深深扎进沟边的泥里……我们愣了，吓愣了，面如土色，半天张着嘴，没人说得出一句话。

阿五问，记得那次杀鸡吗？

那次，阿五和萧良来我这，我们去老乡那买了只鸡，又去大队部小店打了酒，准备美食一顿。没人会杀鸡。萧良说，一刀砍下鸡头就是。我说太残酷。阿五自告奋勇说他来杀。可他哪是杀鸡，是锯鸡。刀很钝。他用钝了的刀在鸡滑腻的颈皮上拉来拉去。拉半天，破一点皮，见一点血，再拉，总算见骨头了，见血一股股流出。老乡教我们，杀过后，只要将鸡颈弯过来，塞到翅膀下，扔到屋外就行。我们没扔，而是人道地将鸡放到屋外地上。然而，刚返身，只听身后一阵“扑腾、扑腾”，那鸡挣扎几下，站了起来，被锯一半的头颈软绵绵地荡下，吊着个血淋淋的头，跌跌撞撞朝我们直冲过来。那不是鸡，是鸡鬼。我们吓得魂飞魄散，逃进屋里，这个跳床上，那个跳桌上，“人飞蛋打”。

饭后，一起出去逛荡。没地方逛，就去浩浩荡荡的漫天湖。

一边逛，一边唱。唱的是插队的歌：

“告别了妈妈，再见了故乡，金色的学生时代已载进了历史史册，一去不复返。

迎着太阳起，背着月亮归，沉重地绣地球，是我神圣的天职，我的命运。

未来的道路是多么曲折、多么漫长，生活的脚印踏边了偏僻异乡。”

那时我们都不会喝酒，但那天都喝了。一个个喝得晕晕乎乎，脸彤红。阿五红得最厉害，从脸红到颈脖再红到手。最离谱的是，停下小解时，大家看到，他连鸡巴都是红的，彤红彤红……看得我们一个个叫着、笑着，跌倒在漫天湖里……

还是忍不住

去过萧良的庄去我的庄。

根据方位知道，庄子已在附近。可这魂牵梦萦、醒里梦里“见”了千百遍的地方，就在左右了，我认不出。

我请司机停车，让我下车看看。

下车，见路边不远墙根下坐一排晒太阳的妇女。我朝她们走去，想向她们打听一下。可走着，游移的目光不再游移，停住了。那些看我走过去的妇女，目光也停住了，有了反应……

“这不是……这不是……”

“是是是……黄惟群……我是黄惟群……。”

赶紧几步上去，和她们握手。一个，两个……刚握两个，又觉得自己不行了……试图忍，忍不住，不得不转身，背脸，朝一边挪去……

我已认不出这地方、认不出这庄子，但我认识这些人，她们让我确定，我已到了我想到的地方。

她们，曾经天天出现在我的生活中，和我的生活、生命紧紧联系一起。她们，每个人每张脸，都是一段记忆。

老了，都老了，但透过覆盖着的老相，彼此都能在对方脸上找到那张熟悉的曾经年轻过的脸。

一个妇女拉着我的手，说：“……这都多少年了……”

来了个和我差不多年纪的男子，当年是大队民兵营长。原先在外当兵，复员回来后，当了大队民兵营长。他问要不要上庄走一走？我说好。

先去我当年住过的地方。

原地已造出新屋，是砖屋。屋前坐几人，其中一中年妇女，一眼认出了我。我也记得她，大家叫她小邱，当年庄上少有的几个小媳妇中的一个，性格温和，胖乎乎，总笑眯眯。

我努力笑。

“看看谁来了，谁来了……”她朝屋里叫丈夫。

她丈夫叫亮子，和我差不多年纪，当年主管队里喷雾器，专喷“50”农药。可他没一点常识。那天，在我的牛屋，为查机里还剩多少药水，他点燃火柴伸头去看……“哄”一下，“50”喷火了，喷他一脸……脸烧坏了，眉毛也烧没了，谁都以为他这辈子完了，可结果，他还先娶上了老婆。

小邱说：“你原先的屋就在这。”我问：“哪？”她说：“就这，就我们这个屋。”说着又问：“去不去家后看看，那里还剩一堆土，是你当年屋子的墙。”

毕竟是女人。

感激她，非常感激。这么多年了，她还记得这么清楚，还记得那堆土，知道那堆土和我的关系……

没去看那堆土，不想太伤神。

我对萧良做了个手势，让他帮我和亮子小邱还有民兵营长一起照几张相。不知还能做什么，只知什么都带不走，除了几张相片。

走出家门，见几女孩，小邱指着其中一个说：“这是我女儿。”

女孩大约二十岁，挺漂亮。于我，重要的不是漂亮，是气质。她已完全不像农家女，而像学生妹，像城里人。

她和我的过去没关系，我离开时，她还没出生。面对她，我能开口了。

我问她多大？现在干什么？

她一甩眼，扬眉反问：“干吗？调查户口呀？”

我笑了。这是我下乡后第一次笑。不仅为她，也为他们这一代。他们不同了，完全不同了，举手投足不同了，语言也不同了。

庄上的最后日子，我住小登子家。

小登子出生富农，父母死了，姐嫁了人，哥因破坏军婚被关牢。小登子每年一半时间在外，不是讨饭就去哪打短工。我那牛屋倒后，生产队安排我住他那。在他屋里，我教过书，开始教“扫盲”，后从一年级开始正式教。我还在这屋里自己动手糊过几排桌，是用泥和芦杆糊的。

写过篇《小登子结婚》的小说，是根据原形写的。

小登子睡觉一丝不挂。每天早晨起床第一句话：“鸡巴头挑被单喽。”那家伙翘老高。一次次，他撅个肚，用手打得那家伙东晃西晃停不住，一边则一脸正经，咬牙切齿望着它骂：“狗东西，割了你，你就老实了……”

门敞着，可家里没人。

小登子家没变。附近左右就他家没变，还是泥制的灶，烧焦的灶口，掉了泥坯的墙，高梁杆扎的房顶，唯独不见的，是我当年教书时糊的几排学生课桌。里间是我当年睡觉的。我搁床的地方，依然有张床，床上铺了条凉席，床旁一条板凳上，堆了些小孩衣服。

我问民兵营长，小登子结婚了？他说早结了，已有两孩子，都五六岁了。

写《小登子结婚》时，没想到他真有结婚的一天。

庄上转一圈，回到停车处。人越聚越多。一张张脸，猛一看，不认识，停上一二秒，全都能认出。

一个年轻人走近对我说，“我曾做过你的学生，记得吗？”仔细看，认出来了，我教他时，他大概十岁。另一青年也说做过我学生，但他的模样让我伤感：头发已近全白。

我把这两个学生拉过来，和他们一起照了相。

告别老乡，车开不远，下车，站路上，对着那片土地，我又默默望上一阵。

这块土地给了我刻骨铭心的记忆，不管到哪，都跟着我。

其实，我最想做的一件事，是谁也别陪我，让我独自一人，在这土地上，走走坐坐，坐坐走走，一小时、二小时、半天、一天，我会那样一直走下去、坐下去，想叹气就叹气，想流泪就流泪。太久了，憋得太久太久。太多记忆，太多太多，都是生命力最旺盛时的记忆，甩不掉的，这辈子甩不掉的。甩不掉的记忆，只有迎上去。这滋味，也许很苦很涩，但是苦是甜、高兴欢喜或伤感压抑，都是浓烈的，浓得化不开。生活中太少浓得化不开的滋味。我万里迢迢来这，为的就是这份浓得化不开的滋味。即使是痛苦，也是享受，痛苦的享受。

萧良喝醉了。返沪途中，午餐时，小半碗的白酒，一气喝了三四碗。

萧良以前也醉，醉了就哭，边哭边说他爸不喜欢他。他是独子，父亲的最爱。劝他，劝不住，他说他爸喜欢的其实是他妹……开始大家以为是真，后来发现，只要是醉，他都这样哭这样说……

这次不同。车在开，他不坐，站着，摇摇晃晃，一会脱件衣服，一会又脱一件。大冬天，脱到最后，只剩一件棉毛衫。边脱还边说，说他自己没出息，既不是富商，又不是作家。开始，我们还帮他“开脱”，说你一个服装店，一年收入一二十万，你那高干爸爸还在黄金地段给你留了套价值几百万的房。可说着发现，他醉了。一会他说，要点把火，把阿五的钱全烧了，一会又逼他投资，还不能投他处，只能投大溪河，并拍着胸脯豪迈地说：“不到大溪河非好汉”。说过阿五又说我，他说我你算什么作家？你写过大溪河吗？不写大溪河算什么？算狗屁！他还说要把我的澳洲护照烧了，他出钱，帮我重新申请一张大溪河护照……

三回凤阳

年，再次回凤阳，是和太太一起去的。

事情起于我的散文《凤阳行》，零四年写的，零五年发在《上海文学》，后在国内极热闹的《天涯社区网》玩了一阵，顺手贴过这文章。乡情热烈，不少五湖四海的凤阳人，诚挚的跟帖，诚挚的问询：什么时候再回去，招呼一声，天涯海角，风雨同路。这篇文章中，写到过县宣传部陈部长，后来，陈部长的好友、和他共同研究明史、朱元璋的学者夏先生，网上看到此文，知道部长不会上网，将文章打印出给他。后夏先生写信告诉说，陈部长看得非常激动，说：“我们当年可是亏待了他们呀。”

他没亏待我们。这么说，只因他是一方父母官，代表那块土地。

陈部长就是原先的县委书记秘书。

因《凤阳行》，我们联系上了，先电话往来，他学会了上网，又网上信件来去。

他多次邀我回凤阳，并在信中说：“下次回国一定要找我，不许找借口推托。”很感动，为这份亲切、朴素的乡情。

再回村庄

我和太太从青岛坐火车到蚌埠，再从蚌埠坐出租到凤阳。

三十年后的见面，很亲切，都说还老样子，没变，却真实感觉是：岁月不饶人，彼此都已不再当年。

聊天。聊今天，聊当年。

我说：“我到凤阳吃的第一顿晚饭，就在你家。”

七O年五月十二日，我们到时，他弟是生产队长。一时没住所，我们被安顿在他家。那晚月光很亮，树叶中洒落，他家屋前一棵槐阳树下，一张小方桌，几个小板凳，大家围着吃饭。他妈檊的面条。从没吃过擀的面条，不知面条还能自己檊；从没发现过月光那么亮，亮到可以当灯；从没见过小方桌，没坐在小板凳上围着小方桌吃过饭；从没想到过，我们吃饭时，一头黑色的猪，围着我们“忽罗罗”地出气打转......

陈部长说，当时他心里也很苦闷，他是当地几十方圆唯有的二名高中生中的一个，因文革，不能展翅，只能回乡务农。

他问这次到凤阳有什么要求，想去哪，见什么人？

我说，一为和你叙旧，二为多看一眼凤阳，要说心愿，就是想让我太太看看我当年插队的地方。

前次回凤阳，太太就说要和我一起去，还有两个孩子，也一起。我说，别说孩子，你也不能，那里交通太差，还有过夜问题。当天出不来，我能睡在农民家，你们怎么办？破烂的泥屋，潮湿发硬的被子，一晚身上咬十几个痒得钻心的跳蚤块……你们没农村生活的起码经验。太太说：“结婚二十一年，我们像一个人，可那段对你如此重要的生活中没有我，每次你说起，都觉得陌生，觉得自己像局外人……”

第二天，陈部长陪我夫妇下乡，去我当年插队的“陆陈生产队”。

当年县城到庄子，一条弯曲、坑洼的泥路，而今一马平川，四十多里水泥地，二三十米宽，两旁绿荫成行。一路风驰电掣，不过半个多小时。

到处是水泥砖房。村庄有了小镇感觉。

太太说：“怎么和你平时描绘的不一样？”

我说：“我也已找不到一个认识的地方。”

过一座桥时，陈部长叫司机停车，下车，指着流淌的河水，他说：“这就是你当年小红山淌水过河划破脚的地方。”我一愣，但马上明白了，是我《凤阳行》中写过的一个细节，就是那次上调不成，上县城去找他的那次。

记忆回来了。也许因为河水常涨，四处没住家，仍是过去的空旷，一眼望出很远，远处天边，隆起似曾相识的淡淡山峦。

当年赶集、上县城，走的就是这条路。满目旷野，风吹草动，不见一人，一切早已在眼里，走一阵，这个样，再走一阵，还这个样。心没了去处，只是走，只是听自己的脚步声，听风一阵紧一阵松地呼呼吹；视线机械往前，看住前面一个田埂，过了那田埂，再看下一个；望住前面一村庄，过了那村庄，再望下个村庄。

一点辛酸，一点感动，一点风中掠过的天与地的记忆，似乎还能听到一点散向四去的旧日的脚步声、河水的流淌声……

村庄到了。

找我当年住的牛房，找不到了；想望望当年天天望的那块六亩地，望望地上三幢小泥屋，望不到了；想再看一眼当年教书时的住过的小豋子家，也看不到了……

一个年轻村民指着一段小溪说：这沟没变，还是当年的。

当年。牛屋在社场，为防盗，四周一圈沟。牛屋里的我，为省井水，常在沟里淘米，洗衣，还在沟里挖过野生茭白草。

一个妇女听到声音，走出屋来。是她，当年以俊俏明理出名。老了，一头灰发，看得心酸。她的丈夫原是公社拖拉机手，死了，已死几年。她说，陆夕发死了，沈云虎死了，李豋科死了，小豋子也死了……死了，都是被生活亏待过的人。

指着家后十米开外一堆泥土，她说：这就是你当年和小豋子一起住过的屋。顺指望去，灌木丛中，一截斷墙。刚下过雨，泥地稀烂，过不去。远远的，我拍了张照。

而后去西头陈部长家。他母亲已去世，弟弟没在家，只有弟媳和儿子、儿媳在。屋前空地，坐一阵。隔壁两个陈姓男子闻声过来。三十多年没见，彼此一眼就都认出。

“记得吗？当年我俩老一起上街。”——记得，当然记得！这位大我不几岁，当年常一起。

另一位看着我笑，有点不好意思。当年他常问我借钱，每次借过都还，可最后一次，他说早已还了。

“今晚别走，在我家吃，”两人都说。

熟悉的乡音。当年常听。那些没得吃的饥饿日子，真想从中听出些诚意。

想去的地方就是想离开的地方

告别老乡，去江山中学，探望几个当年一起教书的老师，然后，因时间关系，匆匆赶回县城。

一早陈部长就说，晚上有人请吃饭。客随主便，我只说好。路上才知，请客的是“凤阳作协”。

我们到早了，可支主编到得更早。从未谋面，却全无生疏，还是因为《凤阳行》。支主编问我知不知道叶XX？我说当然知道，我们的公社书记，当年还帮过我。“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就是他说的。支总编拨通了叶书记电话，问记不记得有个叫黄惟群的下放学生。对方努力记，记不得，反复问，反复记，还是记不得。支主编转又问我，知不知道韩XX？我说当然知道，大溪河中学老师，和我大舅子关系很好。他又拨了韩老师电话，还是反复问反复记，可惜，对方还是不记得。

出席聚会的有作协主席，《凤阳文学》主编，民间文化研究员，全国有名的书法家。一共十人，二三个因故不喝酒，我只算小半个，却喝尽四瓶“古井貢酒”。

第二天一早，支主编带来两记者，“凤阳电视台”要对我做个采访。

背景选在明中都城城墙上。

古城墙已有六百年历史，杂草覆盖了昔日的辉煌。然而，豋上城墙，顿感豁然一亮，心胸开阔无比。整个凤阳尽收眼底，田埂、绿浪、池塘，农舍，烟囱、楼房，收割完的金色稻田，郁郁葱葱的溪边杨柳，远去，远去，一直远去，连住淡妆的山脉，连住碧蓝的天、洁白的云。。。。。。。

之前一直担心，自己不擅说话，然而，身站六百年历史，眼望百十里山川，突然变得想说了。

问到当年的苦，我说，我曾吃过农民讨饭讨来重新晒干的饭，是我这辈子吃过的最难吃的饭，但是，这不算什么；我说，挖干渠沟，一二十米的台阶，身压百十斤重量，一天上下几百次，我累得半夜小便失禁，这，也不算什么；最苦的是精神，看不到前途，不知未来，几年时间，一人住在社场上，没人说话。

问到对凤阳的感情，我说，四年前，有个凤阳女孩，上海知青网上读到我的《凤阳行》，给我写信，网站主编将信转我，看得我很感动，从此和她保持联系。女孩从小爱读书，成绩也好，但因家贫，上不起大学，成年后，只身去深圳，赚到钱后，自费去“南开大学”读书。如今毕业了，工作很好。南开读书时，我不斷给她鼓励，对她说，一个人最重要的是：自信、自爱、自尊、自强。她是我离开凤阳后碰到的第一个凤阳人，一定程度，我把对凤阳的感情，全都倾注到了她身上。

摄像机拍了足足四十分钟，电视台记者很满意。

午饭是滁县泗州戏剧团团长请的客，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子。一桌全鱼宴，桌上的鱼，大多出自“花园湖”。这是主人的精心安排，她和他们知道，我当年插队的地方就在“花园湖”旁。深情厚谊。

支总编是警察局高官，饭后，派了辆警车，并坚持亲自陪同，直送我们蚌埠车站。因喝太多酒，晕晕乎乎的，但路上，他还不忘给他的朋友、远在北京的知名作家梅XX拨了电话，电话一通，他又问：“知不知道有个叫黄惟群的？”总算，这次对方的回答是“知道”。

这么多年，我常做一个梦，一个同样的梦，梦中，又回去了，去看那块忘不了的土地。去时难，回时更难。当年途经凤阳每天只一班火车，每次总来不及了，心急慌忙、忧心忡忡地赶，可却总也赶不上。

想去的地方，就是想离开的地方；想离开的地方，又是想去的地方。

想起我那句“名言”：“没有记忆的过去等于没有存在过。”

或者说，过去之所以存在，是因为记忆。

那段生活，带给我和我的同伴最大的幸运：因常在时间的隧道里往返，我们的生命因此而被相对拉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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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羽生：走近黄惟群

一

我是从《不同的世界》开始认识黄惟群的。《不同的世界》是黄惟群的第一本小说散文集，所写的人和事都是属于现代的、澳洲的。他希望我能写一点推荐文字。那时（）我正在致力于对联文学的研究，几乎谢绝应酬，大部分时间用于“神交古人”，那些古人都是“中国的”。所以与黄惟群也好像处于“不同的世界”。不过我好古而不薄今，对于现代文学还是有兴趣的，就答应了。

说实话，我的确很欣赏他的作品#81;#81;人物刻划生动，对白简洁有力，手法也很不俗，但却未想过作进一步的作品分析。至于有系统的研究更谈不上了。因为我看到的只是黄惟群世界的一面，且还没有进入他的“世界”，不免有雾里看花的“距离”。于是我就只能作个“点评”，权充“小序”了（名副其实的小序，只有三百字）。而“点评”云云，也真是只评其“一点”，这一点即评论“移民文学”必不可少的“文化冲击”（CultrealShock）是也。自觉所评虽然“在理”，但“不及其余”，总是遗憾。

好在我终于看到了黄惟群的“自选集”，黄惟群也好像知道我有此遗憾似的，把他在中澳两地的历年作品，编成了一部《黄惟群作品自选集》，在即将出版之前，让我先睹为快。读罢，我的第一感觉就是：我终于走近黄惟群了！

在这个自选集中，他写了外婆、父母、妻子、儿女；写了父母那一辈的知识分子；写了自己在文革期间的“知青”朋友；也写了那个时代的干部、农民、寡妇、孤儿。这些人和事，十九是“中国的”（剩下那十分之一是在澳洲出生的，第一次随父母回中国时，只有七岁的儿子和四岁的女儿。新一代的“澳华”，应该说是“跨国”的）。至于属于“澳洲的”人和事在他笔下出现的有给女儿接生的大夫，有托儿所的阿姨，有俱乐部的洗碗工，有乐于助人的金矿矿工，有慷慨的矿场游客，有乐于亲近华人的洋妇，也有韩森之辈盲目反华的“搞手”。诸式人等，生、旦、净、丑，贤愚不肖，各有因由。《黄惟群自选集》把两个世界连接起来，在让读者对他的人生历程有所了解的同时，大概也可以令读者对于像他这样一个作家是怎样成长的有所了解吧。在中澳两地和他有关的人和事，可不正就是他所凭籍的创作源泉吗？

二

走近黄惟群多少也会有些“新发现“，限于才力、体力，这里只能拉杂谈写些杂感。

《红楼梦》中有副对联：“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我对黄惟群的作品，亦作如是观。“世事”含有时、地、人三个因素，一个作家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必须懂得“特定的人物”在“特定环境”下的心理状态才能算得上“人情练达”。黄惟群那篇《黄昏的柠檬树下》写他父母在文革中的遭遇，可作佳例。

走近黄惟群，我才发现，黄惟群是个一身而二任焉的作家，既写“澳洲的”，也写“中国的”，“中国的”写得更好。

在《黄昏的柠檬树下》，黄惟群写了一件令他父亲大为生气的小事。他的父亲有个老朋友，是上海的大亨，他曾经帮忙大亨创业，关系非浅，解放后，大亨去了北京，他自知有“历史问题”，为怕连累朋友，没去找他。但在落魄的日子里，却曾去找过大亨的儿子，想把一条地毯卖给他，大亨儿子没要，拿出一些钱给他父亲，把他父亲气走了。黄惟群写道：“爸爸落魄到卖地毯了。可卖地毯他理直气壮；人家不收，要给他钱，他却感到蒙受了莫大污辱！”

世事有所谓“不能承受的轻”，这件小事大概也算得是吧。有人写文革故事，把具有这样风骨的“旧知识分子”称之为“最后的贵族”，黄惟群的父亲和他们一样，虽不是真正的贵族，却也是精神上的贵族。

黄惟群也写了母亲的一件小事。母亲来澳洲，给他带来了一只台灯，是他出国时扔掉的。他记得小时候常和妈妈去旧货店，把从家里带出来的东西一样样递上柜台，母亲不懂讨价还价，一件貂皮大衣也是那是廉价卖掉的。黄惟群写道：“我相信妈妈从来也没搞清楚，什么值钱，什么不值钱。”

我相信黄惟群故意没写一段潜台词，留给读者想象。可在我的心目中，这只台灯，比那件貂皮大衣值钱得多！

在西方流行的诠释学（Hermenentics，也称阐释学）有所谓“阐释之循环法”，钱钟书将之概括为“积小以明大，而又举大以贯小；推末以至本，而又探本以穷末；交互往复，庶几乎义解圆足以免于偏枯。”*这个方法论似也可以用于文艺创作。

试看黄惟群所写的文革往事，即使你未经过文革，是不是也可以“积小明大，举大贯小”，甚至你还可以从小事中略窥文革的“本质”呢？

钱钟书的阐释是学术语言，再听听黄惟群用的文学语言吧。他在谈到新移民的“回归现象”时，说：“一段经历、一件小事、一个记忆中的人、一条梦中赶不走的路，全都可以成为文学创作的素材。”*

不错，这些小事，不仅可以以小喻大，甚至你还可以从小事中领悟到一点人生哲理。

我想到了两句佛家语：“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

走近黄惟群，看到的其实不止这一些。比如说他的《海外华文文学思考》，就写得颇有深度。思考的问题是有：海外作家的优势是否局限于写海外生活；海外文学是否已经过时；海外作家多元化的思维等等。不乏精到之见。

这本选集，除了小时。散文、随笔之外，还有文艺评论，对王安忆《长恨歌》的读后感尤其精辟。足见他的理论造诣（这也是我的一个新发现）值得重视。

但我年过八旬，体力脑力，两具衰退。恐怕也只能到此为止了。对黄惟群作品的深入研究，还是留给更具新思维的新一代作家及理论家吧。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只要你走近黄惟群，相信你也会有所发现。

甲申五月悉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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