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结

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辞赋研究所所长、中国赋学会会长、中国韵文学会副会长。

汉代文章经历的是一个重“术”的时代，也是中国文法发展与变迁史上的重要阶段。这不仅因为汉代继“周”过“秦”以整饬旧籍、更造新篇，而且是肇造宗法君主制一统文化与文学格局的历史时期。正因为这一时期形成的以宫廷文学为代表的文章体系，依附于帝国政教思想的构建，所以呈现出的文术又与数术、经术紧密联系，铸就了特定的致用模式，并影响到其铺陈构象、取譬华词与曲终奏雅的书写方法和创作风格。后世有关汉代文章的评论，也印证了汉代“文术”的存在价值，以及文学批评史的意义。

从宋代到明代，出现了汉以前有无文法的争议，孙鑛《与李于田论文书》说：“宋人云：‘三代无文人，六经无文法。’弟则谓‘惟三代乃有文人，惟六经乃有文法’。”1唐顺之《董中峰侍郎文集序》说：“汉以前之文未尝无法，而未尝有法；法寓于无法之中，故其为法也密而不可窥。”2汉人继“周”过“秦”以整饬旧籍、更造新篇，宋人孙奕比较周、汉文字谓“汉人文章最为近古，然文之重复，亦自汉儒倡之”，例如“观孔子之言三代相因，曰‘损益可知’而已，而董仲舒曰‘上忠’、‘上敬’、‘上文’，太史公曰‘忠以野’、‘敬以鬼’、‘文以僿’，何其纷纷也”3。这只是表面的文辞问题，而透过其“近古”而变古的现象，就会发现汉文大量引述经语、取譬喻类诸术，实与汉代的数术、经术以及政术有着相通之处，可以“文术”观其时代风貌。

一文章与数术

汉代是文章作为一种文辞表达概念相对独立的时期，又是数术学昌盛的阶段，其“文”与“术”的关联，具有时代的特征。据《说文解字》“术”本义是“邑中道”，引申为技术，含“方法”如“教亦多术”，持术者为“术士”，术的呈现为“技艺”，如指天文历法，可并归数术。考“文术”一词，初见于陶潜《责子》诗“阿宣行志学，而不爱文术”4；刘勰《文心雕龙·风骨》谓“然文术多门，各适所好，明者弗授，学者弗师”，黄侃释“此言命意选辞，好尚各异”5；鲁迅《汉文学史纲要》第八篇认为“汉高祖虽不喜儒，文景二帝亦好刑名黄老，而当时诸侯王中，则颇有倾心养士，致意于文术者”6，皆泛指文学或文辞，而缺少对其内涵及方法的认知。汉代的“文术”不同于一般的文法、文风，也不是其来已久的泛“文”之“术”，而是与经术、数术相通的一种文章技艺，其虽多借鉴战国诸子及纵横家的取譬擒纵等写作方式，但与之有本质的差别，是在帝国政治构建中的思维方式与语言策略。

汉人述“文”，有“文学”与“文章”之别，其言“文学”基本延承先秦儒家所言“学问”，如《论语·先进》“德行”“言语”“政事”与“文学”的区分。《汉书·武帝纪》载元朔元年冬十一月诏“故旅耆老，复孝敬，选豪俊，讲文学”7，乃汉代铨选“贤良文学”制度，所谓“文学”即为经学通称。论“文章”，本义是采色或花纹，孔门言说泛指“六经”和“礼乐制度”，也兼指文辞，如《论语·公冶长》“夫子之文章”，何晏集解谓“章，明也。文彩形质著见”，邢昺疏谓“夫子之述作威仪礼法有文彩，形质著明”，朱熹集注谓“文章，德之见乎外者，威仪文辞皆是也”8。汉人“文章”概念较孔门有所衍展，如《汉书·儒林传》引公孙弘奏议“臣谨案诏书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际，通古今之谊，文章尔雅，训辞深厚，恩施甚美”（《汉书》卷八八《儒林传》，第11册，第页），有经术意，亦含文辞表达；《汉书·公孙弘卜式兒宽传赞》“汉之得人，于兹为盛，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兒宽……文章则司马迁、相如……孝宣承统，纂修洪业，亦讲论六艺，招选茂异，而萧望之（等）以儒术进，刘向、王褒以文章显”（《汉书》卷五八《公孙弘卜式兒宽传》，第9册，第页），又《汉书·地理志下》“及司马相如游宦京师诸侯，以文辞显于世，乡党慕循其迹。后有王褒、严遵、扬雄之徒，文章冠天下”（《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第6册，第页），已专指区别于儒术、经义的文辞，如辞赋。东汉王充《论衡》“学士有文章，犹丝帛之有五色之巧也”9，“汉世文章之徒，陆贾、司马迁、刘子政、杨子云，其材能若奇，其称不由人”（《论衡校释》卷二八《书解》，第4册，第页），也是兼含辞赋之文辞的特指。这种文章的独立性不仅与由战国诸子丛集之文向汉人大量书写单一文本的转变有关，而且还与其文类的制度化相关。以西汉为例，文章相对集中于《汉书·艺文志》的《诸子略》之“儒家类”如“《陆贾》二十三篇”，“法家类”如“《晁错》三十一篇”，“纵横家类”如“《邹阳》七篇”，以及《诗赋略》之“赋类”的“贾谊赋七篇”等。

与文章相对应的，是《汉志》中大量著录“数术类”撰述，包括“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其或无名如“《汉五星彗客行事占验》八卷”等，或署名如“《杜忠算术》十六卷”等，总其义谓“数术者，皆明堂羲和史卜之职也”，分其用谓“天文”则“纪吉凶之象，圣王所以参政”，“历谱”则“圣人知命之术”，“蓍龟”同“筮渎不告，《易》以为忌；龟厌不告，《诗》以为刺”等10。余嘉锡认为，汉之数术亦本于“阴阳家”，所谓“阴阳家之与数术，《汉志》以为同出于羲和之官。而数术独为一略者，固因一言其理，一明其数，亦由数术之书过多，犹之诗赋之于《三百篇》耳”11。数术学在秦汉时定型，唐宋后渐渐淡出精英文化层，但在汉代则极为重要，功用如《史记·日者列传》载司马季主语：“今夫卜者，必法天地，象四时，顺于仁义，分策定卦，旋式正棋，然后言天地之利害，事之成败。”12《后汉书·天文志》刘昭注引张衡《灵宪》：“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在人象事。”13又《方术传》载：“汉自武帝颇好方术，天下怀协道艺之士，莫不负策抵掌，顺风而届焉。”（《后汉书》卷八二上《方术传上》，第10册，第页）其中虽有推演的技术成分，包括推测凶吉的工具如“式”“棋”等，但其义理仍在象人事而议朝政。在具体的技术操作中，数术又屈从于政术。如前引《史记·日者列传》褚少孙补：“臣为郎时，与太卜待诏为郎者同署，言曰：‘孝武帝时，聚会占家问之，某日可取妇乎？五行家曰可，堪舆家曰不可，建除家曰不吉，丛辰家曰大凶，历家曰小凶，天人家曰小吉，太一家曰大吉。辩讼不决，以状闻。制曰：“避诸死忌，以五行为主。”’人取于五行者也。”14这虽算不得重大事件，但数术屈从皇权，显而易见。而在数术依违于政术时，汉代的数术家又尝通过象类（象数）的方式与以“灾异”为核心的思想来言事，透露出“术”中隐蕴的难以直白的心态。

从“数术”推衍“文章”，汉人“文术”与之相关及其成立，则基于以下三个层面的思考：

一是整体性思维，“文术”实与“政术”“道术”“经术”一体呈现。徐复观《汉代专制政治下的封建问题》以“封建”为例，对汉初改封异姓转向封同姓，以及封诸侯与剪灭其势力的举措，认为“汉室封建，在先是为了完成大一统专制的事实上的需要，最后则为了维护大一统专制的皇帝身分的需要；所以一方面在演变，另一方面在形式上却始终加以保持”15。汉承秦制，尚“力”，故大一统；而大汉继周，尚“德”，故有分封。这不同于周政，致使汉代政术始终处于“力”与“德”之间。围绕这一主旨，刘安《淮南子·主术训》以道术缘饰政术，“人主之术，处无为之事，而行不言之教”16；董仲舒《春秋繁露·仁义法》又以经术缘饰政术，“《春秋》之所治，人与我也。所以治人与我者，仁与义也。以仁安人，以义正我，故仁之为言人也，义之为言我也，言名以别矣”17。落实到文术，王褒《四子讲德论》假“虚仪夫子”答“微斯文学”问“吾子何乐此诗”曰：

夫乐者，感人密深，而风移俗易。吾所以咏歌之者，美其君术明而臣道得也。……故美玉蕴于碔砆，凡人视之怢焉；良工砥之，然后知其和宝也。精练藏于矿朴，庸人视之忽焉；巧冶铸之，然后知其干也。（萧统编，李善注《文选》卷五一，中华书局年版，下册，第—页）

所言“砥之”“铸之”“咏之”，皆明其“诗”（文）之术以“扬君德”之美。对缘饰政术之“力”，简宗梧《汉赋玮字源流考》引述东方朔《答客难》中“使苏秦、张仪与仆并生于今之世，曾不得掌故，安敢望常侍郎乎”语认为：

辞赋既然是纵横家投君王之所好，往昔侈陈形势耸动君王的政论，已经没有用武之地……于是纵横家改以文辞为专业……辞赋与纵横家口论关系之密切，也由此可知了。（简宗梧《汉赋源流与价值之商榷》，台湾文史哲出版社年版，第51页）

此论汉代辞赋与纵横家的渊源，并认为旧的“政论”已没有“用武之地”，又引东方朔言“郎官”与赋家职守的关联，尤其是以汉赋“文辞”代替纵横“政论”，蕴涵了汉人文术围绕专制政体的处境与对策。

二是象数观以“比类”意识，完成汉人“文术”以“类象”喻“德性”的思想结构。汉代数术书无论“天文”“五行”，还是“历谱”“蓍龟”，皆重“象物”“象事”之“象”与“圣人知命之术”，“言其理”而“明其数”，进而强化“比类”意识。也因此，冯友兰在《别共殊》中认为在中国哲学史上，“汉人知类，汉人有科学底精神”18。读汉人文章，多以比类方法呈示秩序。如董仲舒述经义，在天人比类的大前提下，谓“天之志也，而圣人承之以治。是故春修仁而求善，秋修义而求恶，冬修刑而致清，夏修德而致宽”（《春秋繁露义证》卷一七《如天之为》，第页），以明《春秋》之“生”“杀”的互为功用。后人论汉赋，亦多“类”的意识，如王芑孙《读赋卮言·导源》评《文选》“赋篇”，以为“文章之为术，惟不讳于杂”19，博杂呈像，实为博富，故葛洪《抱朴子·钧世》谓“《毛诗》者，华彩之辞也，然不及《上林》《羽猎》《二京》《三都》之汪濊博富”20。陈绎曾《文筌·古文矜式》论汉赋“体物”，则分六种技法：

司马相如善词赋，长于体物：一曰实体，羽毛花实是也；二曰虚体，声色高下飞步是也；三曰比体，借物相兴是也；四曰相体，连绵排双体状是也；五曰量体，数目方隅岁日变态是也；六曰连体，衣服宫室器用天地万物是也。（陈绎曾《文筌》，《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年版，第1册，第页）

其“相体”是词语的比类，“量体”是时空的比类，“连体”是物态的比类，既对应汉赋创作，又属汉人文“术”的共时形态。

三是“灾异”论的天谴（包括“祥瑞”的涂饰），决定汉人“文术”以“讽”与“颂”彰显致用功能。汉人论“数术”诸技，重在“论病以及国，原诊以知政”（《汉书》卷三〇《艺文志》，第6册，第页）。汉人论文如“赋”，或如司马迁评司马相如“天子游猎赋”以主“讽”：

相如以“子虚”，虚言也，为楚称；“乌有先生”者，乌有此事也，为齐难；“无是公”者，无是人也，明天子之义。故空藉此三人为辞，以推天子诸侯之苑囿。其卒章归之于节俭，因以风谏。（《史记》卷一一七《司马相如列传》，第10册，第页）

或如班固《两都赋序》云“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文选》卷一，上册，第21页），倡言赋体兼融讽与颂。而汉人论《诗》，诚如程廷祚《诗论》所谓“汉儒言《诗》，不过美、刺二端”21。至于汉人的奏疏等议论文章，如贾谊《上疏陈政事》、董仲舒《天人三策》、匡衡《上疏言政治得失》、刘向《极谏用外戚封事》等，又多引述“灾异”以行其“谴告”之术，这与当时数术学之“纪吉凶之象”相埒。

二经术与文术

汉文宗经，如果说汉初治经学者偏重收残拾缺，则历文、景到武帝朝，经学已备文化一统的意义。因此，吴曾祺《宗经》云：“学文之道，首先宗经。未有经学不明，而能擅文章之胜者。……汉代作者，如董仲舒、司马迁、扬雄、刘向、班固之属，大抵皆习于经生家言，非苟为炳炳琅琅者比也。”22考汉人因“经”涵“文”，有两大前提：其一，以经论政，提出“一王法”的观念。《汉书·儒林传》云“古之儒者，博学乎《六艺》之文。《六艺》者，王教之典籍，先圣所以明天道，正人伦，致至治之成法”，并赞孔子作《春秋》“缀周之礼，因鲁《春秋》，举十二公行事，绳之以文武之道，成一王法，至获麟而止”23。这种奉经义为“一王法”，必然涵盖汉文，使之成为一代政教工具。其二，以经为文，重在经“术”，即施行文教的方法。桓谭《新论·正经》云：“前圣后圣，未必相袭也。夫圣贤所陈，皆同取道德仁义，以为奇论异文，而俱善可观，犹人食皆用鱼肉菜茄，以为生熟异和而复俱美者也。”24“鱼肉菜茄”为本，“生熟异和”为术。皮锡瑞论汉代为“经学昌明时代”，并以“通经”为“致用”云：“以《禹贡》治河，以《洪范》察变，以《春秋》决狱，以三百五篇当谏书，治一经得一经之益也。”25考董仲舒《春秋繁露·玉杯》别经之用云：

《诗》《书》序其志，《礼》《乐》纯其美，《易》《春秋》明其知。六学皆大，而各有所长。《诗》道志，故长于质。《礼》制节，故长于文。《乐》咏德，故长于风。《书》著功，故长于事。《易》本天地，故长于数。《春秋》正是非，故长于治人。（《春秋繁露义证》卷一，第36页）

所言之“长”，都属于“术”的范畴。后世论汉赋，也尝附着经术，如曹三才谓“词赋之内，经术存焉”26；纳兰性德《赋论》云“经术之要，莫过于三百篇”“相如之赋之所以独工于千古者，以其能本于经术故也”27。

由经术规范文义来看，汉文创作以“经义”为中心的呈示方法又凸显于三方面：

一是解释经义的特征，类似治经的义疏训诂。徐防《五经宜为章句疏》云：“《诗》《书》《礼》《乐》，定自孔子……其后诸家分析，各有异说。汉承乱秦，经典废绝，本文略存，或无章句。收拾缺遗，建立明经，博征儒术，开置太学。……故立博士十有四家，设甲乙之科。”（《后汉书》卷四四《徐防传》，第6册，第页）汉代经学博士设置虽因时而变，然其收拾缺遗以成文、训诂疏释以见义则一致。以汉人解《诗》为例，三家诗与毛诗释文多异，而三家亦不尽同，如《诗·召南·甘棠》鲁诗说“召公之治西方，甚得兆民和。召公巡行乡邑，有棠树，决狱政事其下。自侯伯庶人各得其所，无失职者。召公卒，而民人思召公之政，怀甘棠不敢伐，歌咏之”；齐诗说“召公，贤者也，明不能与圣人分职，常战栗恐惧，故舍于树下而听断焉。劳身苦体，然后乃与圣人齐，是故《周南》无美而《召南》有之”；韩诗说“昔者周道之盛，召伯在朝……召伯暴处远野，庐于树下，百姓大悦，耕桑者倍力以劝。……其后在位者骄奢，不恤元元，税赋繁数，百姓困乏，耕桑失时。于是诗人见召伯之所休息树下，美而歌之”28。三家表面皆主“美”，实含讽意，韩说则明彰“刺时”义。扬雄《甘泉赋》也取意《甘棠》，所谓“函《甘棠》之惠，挟东征之意，相与齐虖阳灵之宫”（《汉书》卷八七上《扬雄传上》，第11册，第页），借以讽成帝祭祀的“扰民”与“失时”，虽非解经，其义相近。汉人经典解释之异同，或如郑樵《通志总序》所言“汉立齐、鲁、韩、毛四家博士，各以义言《诗》”29，亦或如闻一多《匡斋尺牍》所讲的“汉人功利观念太深，把《三百篇》做了政治的课本”30，其文术因缘政术却因之显明。

二是以“比德”附经义，在这一方面，汉文无论散体还是韵体，创作指向一致。散体如董仲舒《元光元年举贤良对策》开宗明义“陛下发德音，下明诏，求天命与情性”，而以《春秋》义代言云：

《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诗》曰“夙夜匪解”，《书》云“茂哉茂哉!”皆强勉之谓也。（《汉书》卷五六《董仲舒传》，第8册，第—页）

比附《春秋》，兼及《诗》《书》，警示“君德”关乎“人德”而明“天德”，引经陈义乃言说之“术”。韵体如司马相如《上林赋》假托“亡是公”反“奢侈”而论“俭德”云：

（亡是公曰）“徒事争于游戏之乐，苑囿之大，欲以奢侈相胜，荒淫相越。”……天子芒然而思，似若有亡……悲《伐檀》，乐乐胥；修容乎《礼》园，翱翔乎《书》圃，述《易》道……德隆于三皇，功羡于五帝。……费府库之财，而无德厚之恩。（《汉书》卷五七上《司马相如传上》，第8册，第—页）

取《诗》语及《礼》《书》义，亦缘“术”彰“德”。汉人为何多附“经”言“事”？应劭《风俗通义》说：“居则玩圣哲之词，动则行典籍之道，稽先王之制，立当时之事，纲纪国体，原本要化，此通儒也。”31其言“稽先王之制，立当时之事”，是汉代经术的要义，结穴在为文立足“当时”而假称“先制”的法则。

三是经义与文章的“致用”性，缘“术”以成其构。扬雄在《法言·寡见》中回答“《五经》有辩”云：“惟《五经》为辩。说天者莫辩乎《易》，说事者莫辩乎《书》，说体者莫辩乎《礼》，说志者莫辩乎《诗》，说理者莫辩乎《春秋》。舍斯，辩亦小矣。”32所谓“天”“事”“体”“志”“理”皆因经义求致用，而一经之“用”复有一经之“术”，汉人视之善“辩”，也影响到为文致用之“术”必须能辩。例如因巴蜀太守唐蒙西南失治，司马相如受汉武帝遣派前往抚慰当地民心而作《喻巴蜀檄》，其文最突出的是为文之“术”，即先明唐蒙之行（发军兴制）与造成的结果（惊惧子弟），是“擅为”，“非人臣之节”；继谓“急国家之难，而乐尽人臣之道”的礼义，兼论前番使者之失；复彰天子之恩德，微讽“溪谷山泽之民不遍闻”德音之失33，词曲而意达。对此，宋人楼昉《崇古文诀·评文》评曰：

一篇之文全是为武帝文过饰非，最害人主心术。然文字委曲回护，出脱得不觉又不怯，全然道使者、有司不是，也要教百姓当一半不是。最善为辞，深得告谕之体。（楼昉《崇古文诀》卷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年版，第册，第26页）

所言文法得“体”是一方面，而“文字委曲”与“善为辞”则是另一方面，其中因“术”而彰“用”可见。如果转换视角，由文术受制经义来看，汉文书写亦着力于三方面：

首先，作文大量引述五经词语，其主旨在取义，其方法为施“术”。刘熙载《艺概·文概》以为“刘向、匡衡文皆本经术”，并以刘文为例云：

刘向文足继董仲舒。仲舒治《公羊》，向治《穀梁》。仲舒对策，向上封事，引《春秋》并言“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亦可见所学之务乎其大，不似经生习气，置辩于细故之异同也。（刘熙载《艺概》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年版，第14页）

其论虽区分通儒（大义）与俗儒（经生）的差别，但用经引词及义，则是明显的。如刘向《极谏用外戚封事》论当时外戚之患云：

臣闻人君莫不欲安，然而常危，莫不欲存，然而常亡，失御臣之术也。夫大臣操权柄，持国政，未有不为害者也。（此处引《春秋》旧事略）故经曰“正室乱”，又曰“尹氏杀王子克”，甚之也。《春秋》举成败，录祸福，如此类甚众，皆阴盛而阳微，下失臣道之所致也。故《书》曰：“臣之有作威作福，害于而家，凶于而国。”（《汉书》卷三六《楚元王传》，第7册，第—页）

先明君失术而臣弄权的危害，次引《春秋》旧事，最后引《书》中词语，作为印证，彰明经义，以戟指现实。如此先引正经（引《春秋穀梁传》），再副以经语（引《书》），在汉人大量的政论文中是常见之“术”。这种引经语以证义的方法，在汉赋创作中也常见。如司马相如《上林赋》“射《狸首》，兼《驺虞》”，《驺虞》乃《诗·召南》之卒章，天子以为射节。考《毛诗序》：“蒐田以时。仁如驺虞，则王道成也。”（《诗三家义集疏》卷二，上册，第页）取《诗》为“术”，以明天子游猎行仁之理。

其次，赓续经义是汉人彰显文势的一种方法。《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引刘安《离骚传》有“《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史记》卷八四《屈原贾生列传》，第8册，第页），虽赞《骚》兼美，然续《诗》之意明显。继后王逸《离骚经序》言“《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等，所谓“依《诗》取兴”，即依“经”立义的批评方法，落实到具体作品的分析，如其《楚辞章句叙》云：

诗人怨主刺上曰：“呜呼!小子，未知臧否，匪面命之，言提其耳!”风谏之语，于斯为切。然仲尼论之，以为大雅。引此比彼，屈原之词，优游婉顺，宁以其君不智之故，欲提携其耳乎!（洪兴祖撰，白化文等点校《楚辞补注》卷一，中华书局年版，第49页）

依经立义是汉人的思维方式，同样普遍地存在于创作实践中。例如匡衡上疏言治性正家以“治乱安危之机，在乎审所用心”论新王受命之务云：

昔者成王之嗣位，思述文武之道以养其心，休烈盛美皆归之二后而不敢专其名，是以上天歆享，鬼神祐焉。其《诗》曰：“念我皇祖，陟降廷止。”言成王常思祖考之业，而鬼神祐助其治也。陛下圣德天覆，子爱海内，然阴阳未和、奸邪未禁者……（《汉书》卷八一《匡衡传》，第10册，第页）

这种引“经”喻德以寄讽的写法，在汉代“告君之辞”的奏议文中最常见，形成赓续经义以陈论的模式。然援经之“术”，也呈现于游离宫廷文（在朝文）的个人抒发（在野文）中。例如刘歆因上《移让太常博士书》见罪大司空师丹，于贬“河内太守”途中作《遂初赋》，就大量用《左传》之典以抒怀抱，其如“日不悛而俞甚兮，政委弃于家门”，用《左传》昭公三年“政在家门，民无所依。君日不悛，以乐慆忧”语典，以喻对权臣擅政之虑；“蘧瑗抑而再奔兮，岂材知之不足”，用襄公十四年与襄公二十一年所载卫国贤大夫蘧瑗不为卫灵公所用而两度出奔的事典，自抒流离他乡的愤懑34。而刘赋化用《左传》典故，正与其治古学以抗今文的当下学术背景相关，是以“术”彰“学”而成“文”的典型案例。

再次，汉文的类“传”功能，与文术通合经术关联。就经义而言，如匡衡上疏戒妃匹劝经学威仪之则的写法：

《诗》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言能致其贞淑，不贰其操，情欲之感无介乎容仪，宴私之意不形乎动静，夫然后可以配至尊而为宗庙主。此纲纪之首，王教之端也。《大雅》云：“敬慎威仪，惟民之则。”诸侯正月朝觐天子，天子惟道德，昭穆穆以视之，又观以礼乐，飨醴乃归。故万国莫不获赐祉福，蒙化而成俗。今正月初幸路寝，临朝贺，置酒以飨万方。传曰“君子慎始”，愿陛下留神动静之节，使群下得望盛德休光。（《汉书》卷八一《匡衡传》，第10册，第—页）

前则引《诗》以解读传义，警戒当时妃匹行端；后则引《诗·大雅》示范周德，复以《礼记·经解》引《易传》语寓讽于赞，虽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但其为文之法，则仿佛经传的解释。

引用作品［WorksC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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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孙鑛《月峰先生居业次编》卷三，《四库禁毁书丛刊》，北京出版社年版，集部第册，第页。

2.唐顺之《荆川先生文集》卷一〇，《四部丛刊初编》，上海商务印书馆年版，第册，第页。

3.孙奕撰，侯体健、况正兵点校《履斋示儿编》卷七，中华书局年版，第—页。

4.陶渊明著，王瑶编注《陶渊明集》，人民文学出版社年版，第30页。

5.黄侃《文心雕龙札记》，中华书局年版，第页。

6.鲁迅《汉文学史纲要》，人民文学出版社年版，第47页。

7.班固《汉书》卷六《武帝纪》，中华书局年版，第1册，第页。

8.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年版，第79页。

9.王充著，黄晖撰《论衡校释》卷一二《量知》，中华书局年版，第2册，第页。

10.《汉书》卷三〇《艺文志》，第6册，第、、、页。

11.余嘉锡《目录学发微》，中华书局年版，第页。

12.司马迁《史记》卷一二七《日者列传》，中华书局年版，第10册，第页。

13.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中华书局年版，第11册，第页。

14.《史记》卷一二七《日者列传》，第10册，第页。

15.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一卷《周秦汉政治社会结构之研究》，台湾学生书局年版，第页。

16.刘安编，何宁撰《淮南子集释》卷九，中华书局年版，中册，第页。

17.董仲舒著，苏舆撰，锺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卷八，中华书局年版，第页。

18.冯友兰《新事论》，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冯友兰卷》，河北教育出版社年版，上册，第页。

19.王冠《赋话广聚》，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年版，第3册，第—页。

20.葛洪著，杨明照撰《抱朴子外篇校笺》卷三〇，中华书局年版，下册，第70页。

21.程廷祚撰，宋效永点校《青溪集》卷二，黄山书社年版，第38页。

22.吴曾祺《涵芬楼文谈》，金城出版社年版，第1页。

23.《汉书》卷八八《儒林传》，第11册，第页。

24.桓谭撰，朱谦之校辑《新辑本桓谭新论》卷九，中华书局年版，第40页。

25.皮锡瑞著，周予同注释《经学历史》，中华书局年版，第90页。

26.陆葇评选，沈季友等辑校《历朝赋格》卷首曹三才“序”，清康熙二十五年刊本。

27.纳兰性德《通志堂集》卷一四，上海古籍出版社年版，下册，第、页。

28.王先谦撰，吴格点校《诗三家义集疏》卷二，中华书局年版，上册，第83—84页。

29.郑樵撰，王树民点校《通志二十略》，中华书局年版，上册，第7页。

30.闻一多《神话与诗》，中华书局年版，第页。

31.应劭撰，王利器校注《风俗通义校注》，中华书局年版，下册，第页。

32.扬雄撰，汪荣宝注疏，陈仲夫点校《法言义疏》，中华书局年版，第页。

33.《汉书》卷五七下《司马相如传下》，第8册，第—页。

34.费振刚、胡双宝、宗明华辑校《全汉赋》，北京大学出版社年版，第—页。

〉此文原载于《文学遗产》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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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许结

责编｜陈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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