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在述职时，我还算连贯的话语，微不可察地一顿。
一个巨大的事实，像令人心悸的盖尸布一样，罩住了我的全身——
这六年，除了一个人的背井离乡，秃了三块的脑袋，以及岁月这把刀，密实实雕出来的鱼尾纹，我委实不知有什么可以吹嘘的。
人生的至味、生命的辉煌和耀眼的光芒，一直都停留在那八年，却早已成为往事一桩，讪讪地拿出来自我标榜，有一种“自称得过多少次性病，以证明自己是硬汉”的荒谬感。
挫败感无以复加时，我拨了一个电话。可惜，电话那头的，早已不是那人。
就在今天，那人走了，享年不知道，也不知走得是否安详。
那人姓石，和我父母年龄相当，我有时叫他二哥，有时叫他二大爷，有时叫他石破邪。
斗觉霜毛一夜生
披衣坐听志未平
悠然看剑笑歌起
一盆落日向晚擎
1、
十三年前，柳三、小爱和我三个人，被塞进招聘单位开来的大屁股车，一路狂颠着直奔纸飞机投掷的方向。
那是一座灰扑扑的小城，一年风刮两次，一次刮半年。我怀疑“别吹别吹起灰”就是从这里不胫而走的。
大屁股车直接把我们送到单位楼下。在二楼静候已久的社长，二话不说，就给我们包了仨红包；二话不说，又把我们领进狗肉馆；又吩咐手下，去给我们每人定制两套西装。而后，他亲自带我们上七楼，挨个部门引荐单位大拿。
此时，天光已滑向下午三四点钟。一向门庭若市的记者部空荡荡的，除了一男一女在家，余下的人至今采访未归。
社长一指端坐在办公桌前假装写稿，实则正在打盹的老人说，这位是石二哥。
我们刚想喊一声“老师”，激灵灵从梦中惊醒的二哥，便一道无规则运动的白光般卷土而来。
我龇牙咧嘴地，看着这白衣白裤白鞋的清癯老人，以及曾经属于钻井工的那双手。他干瘦的巴掌，正将我圆润的右手握得生疼。
社长在一旁轻笑出声。单位十三年没招大学生了，面对这股新鲜血液，每一名采编人员，都在以自己的方式表达善意。
二哥更甚，全然忘记了偏瘫的右肢，随时会让他扑倒在地；电光火石之间，飙出来的这速度，在刘翔面前也不遑多让。
七天后，立哥从远方赶来，我们这第一批大学生，与二哥有关的一段往事，随着窗外风铃的摇动，开始在岁月的河流中缓缓流淌。
2、
在我年少轻狂的那八年，写满了二哥的字样。
二哥是操心的。我们都是和他没有血缘的孩子，他忧完这个虑那个——柳三在子嗣上的伤痛，胖丫在婚姻上的败北，立哥的车祸和切了一刀的小鸡鸡，以及我被食堂猪食拱坏的胃……都让他愁凝眉心。
而实际上，最该操心的，是他自己。
十八年前，家人就给他安排好了后事——家族遗传病，医院——他的父辈和兄长，大多陨落在那个年纪。
七天七夜后，当他终于醒转过来，半个早已失去知觉，充斥在里面的，是比墨更黑的淤血。
主治医生在病榻前，缓缓道出一个预料之中的消息：这个人，永远站不起来了。
然而，令人意外的是，短短三个月后，他又重新回到工作岗位上。
从“永远站不起来”，到“不但能直立行走，还能写稿子”，二哥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那三个月，他对自己够狠。
右臂抬不起来，他就用绳子来回吊。绳子不知道磨折了多少根。
右手拿不住笔，他就天天练抓石头，从稍大一些的石块开始。他的脚时常被砸得一片青肿。
下雨了，他就坚持用右手打伞。他摔坏的伞，也已数不清究竟有多少把。
右腿不管用，他就坚持由妻子搀扶着，一走就是五公里。一瘸一拐中，不知甩丢了多少只鞋……
二哥就这样，步履维艰的，历经种种难以想见的磨难，一天天坚持下来，一年年坚持下来，一直坚持到退休那天。
然而，这样的坚持，也只是能让他暂时“拆东墙补西墙”。
六年前，即将告别小城之际，我特意去看了他一眼。
二哥抱恙，也无恙。孱弱的他，一面恢复行动能力、一面摧毁腹中脏器——对抗脑血栓，他每天必须做大量的运动，而吃药导致的肾出血，又要求他安心静养。他左右为难，面色蜡黄。
3、
那八年，我每天上班的第一件事就是，一把搂过他，作亲亲状，或者大喝一声“石破邪”。
于是，在那间大排档一样的办公室，流传起了一正一邪的故事……我是郝忠“正”，二哥是石破“邪”。
这当然是我的一面之辞。
轮到二哥发言，他会换一套说法：“刚才小郝的话，大家都没听见，我再重复一遍啊，他说的是，在咱们单位，有一正一邪，我是石二正，他是郝破鞋。”
这一时，笑声四起。有人插话道：你们都别谦虚了，两个破鞋……
二哥乐得把腿都拍肿了，然而，没过多久，忽地又朝门外过路之人，勃然大怒：“那谁谁，把你家的毛驴子牵回去！”
门外之人呆楞半晌，诧异地道：“二哥，我家也没养驴啊。”
“哦，没养……”二哥一脸肃穆，“那行了，你把自己牵走吧。”
办公室里，顿时笑声又起……
这就是我所认识的二哥，一个办公室里，只要有他在，就笑声飞满日历的年轻老头，人生路上永远的阳光少年。
即使他突然不阳光了，我也会想方设法逗弄他，逗弄别人，或者引导他逗弄别人——既为忘年交，就要有忘年交的自觉——我怕他会趴在桌子上一睡不醒，或者突然没了鼻息。
一忽，我们指着跳绳减肥的胖丫，对视大笑：“快看，肉鸽又起飞了”。
一忽，朝着过路的人大喊：“丘家一马户（驴），来到教育处。采访没开始，喝得哇哇吐……”
一忽，我们大力弘扬王桂枝字体：“不知道王桂枝是谁？真是孤陋寡闻。知道王羲之不，知道王献之不？那怎么能不知道王桂枝呢？她可是我们屯子有名的才女。”
一忽，我们热烈探讨到底是吃鱼聪明，还是吃鱼头聪明，直到有人横插一脚：“吃鱼跟聪明有关系么？鱼聪明，能被人钓上来么！”……
4、
更多的时候，我们在搞打油诗大会。
倚马之间，他抚掌大笑，摊开草纸，一首臭诗已经写好：
艳军是个好儿郎，
草鞋布鞋各一双。
一年到头穿稀烂，
没有鞋底只剩帮。
最后一笔连出七个大字：年轻有为的破鞋。
我立即在一旁拈他作笔：
淫到中年老帅哥，
不爱武装爱被窝。
趴在墙头等红杏，
母猪也要扣个戳。
最后，端端正正地写出七个大字：老当益壮的色魔。
我把两首打油诗发到网上，好评如潮。
温馨的评语，来自胖丫：两个缺大德的。
他乔迁那天，我摇头晃脑道：
“二哥聊发少年狂，左擎茶，右端汤，红光满面，一扫旧日霜。为报亲朋罄尽酒，再倒上，又何妨。
酒酣胸胆尚开张。目微红，意无伤，持杯筵间，不屑为冯唐。会挽腰弓如满月，跨银河，踹牛郎。”
后来觉得不过瘾，又补了个打油诗：
二哥大炮换小枪
不爱红妆爱新房
举杯顾盼开怀笑
新挖茅坑三日香
李老师在一旁拈须笑道：“不爱红妆爱新房，这句不对味。”他亲自操刀，改成了“二嫂夜夜做新娘”。
二哥怎么回复的，我已记不得了，总之是臭味相投、宾主尽欢。
五年前，听说二哥去伦敦看女儿，身在外地的我一时兴起，又歪诗一首以赠：
栽栽歪歪去英国，爱上伦敦老太婆。
拐棍从此脱手去，耽吟风雅慕娇娥。
自言我是苏东坡，腹有诗书赛鳞螺。
趴在墙头等红杏，何惜白首空蹉跎。
只是，从那以后，我和二哥音讯断绝，直到两年前那个记者节。
5、
有二哥，当然也要有二嫂。
二嫂看不懂老小二人、两个不正经。
每次一见面，她就会提意见：“郝啊，你得叫他二大爷。”
我会笑着，不置一词。
二哥必须叫二哥，因为四十多岁的同事，跟二哥是同辈，必须以兄弟相称；三十多岁的，跟四十多岁的也是同辈，也必须以兄弟相称；而我们二十多岁的，跟三十多岁的，当然也都是兄弟。
如果二十多岁的管二哥叫二大爷，那么，三十多岁的也必须管他叫二大爷；如果三十多岁的人管二哥叫二大爷，那么四十多岁的也得管二哥叫二大爷；如果四十多岁的管二哥教二大爷，他也得管自己叫二大爷。
为了不让二哥管自己叫二大爷，我下定决心，坚决叫他“二哥”。
但是，二嫂是不同的，所以，每次见面，我必喊一声“二婶”。
然而，有一天，二哥却成了二大爷，二婶也成立二嫂
那天，我穿着新衣服，一路咳嗽着，迈步进了办公室。
二哥手拍桌子，笑得像一位哲人——在我们字典里，所谓的哲人，是指骨折了的人。
二哥说，来，小郝，让二大爷看看你新洗的衣服。
在一再申明“是新买的”无望时，我搂过二哥的头，说，二大爷，代我问候你家二嫂。
二哥扑棱棱的笑个没完。
“小郝他二嫂，来，给他二大爷倒杯水。”回家后，跷着二郎腿的二哥，对二嫂如是说……
二嫂那天生气了。生气的结果是，她嚷着要去跟其他老头，挎小包一起去上学。
二嫂年轻的时候，没少逃课。用她自己的话说，才不给他们念那破书呢。这个“他们”，指的是谁，其实连她自己也不知道。
谁知，老了老了，却来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她天天在二哥枕头边吹着风说，我要上学。
二嫂的学终于上了。
那是油田的一所老年大学，借着广博的人脉，二哥没费吹灰之力，就跟校方敲定了“上学大计”。
上学的前一天，二嫂特意买了一身新衣服，还在家里的大镜子前，自我陶醉了半宿。
“像你们这种爱臭美的小学生，是不是都有早恋情结？”二哥看迷糊了，就软塌塌的问。
第二天，二哥把二嫂带到了学校，给她安排到书画班后，就自行离开了。
满以为这个事儿办得那是相当稳妥，谁知，二嫂当天就辍学了，理由是，班里的老头都长的太磕碜了，我这种贼招风的妙龄老太，才不愿意与他们为伍呢。你再给我找找人，给我报音乐班。
音乐班总算让二嫂安心地上起学来，家里“掌勺”的重担，就自然而然落在二哥肩上。
有那么一段时间，二哥习惯了每天晚上做做饭，早上熬熬粥，给家里的小学生填饱肚子——他实在受不了二嫂饿了，一张嘴就唱：“孩子呀孩子，饿了娘想你……”
二哥同样习惯的是，每天早上送二嫂上学时，他都会兴高采烈地唱上那么一段大鼓书：
“火红的太阳刚出山，朝霞布满了半边天，路上走来人两个呀，一个老汉一个青年，老汉他今年五十多岁呀，后面跟着他的女儿小桂兰……”
郝老蔫赞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