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的反讽》一书“使用反讽概念过于弹性，以至于它丧失了描述价值”。在笔者看来，这个评价似也适用于浦安迪的“中国小说的兴起”，如他将“吴用”（无用）视为反讽，即是把反讽的概念扩大到“讽刺”的范畴。

正如上述引文表明的，浦安迪赋予反讽“最广义的意思”，他将小说中的反讽分为三种，第一种是“借助于这个或那个角色的看法，给予我们初是终非的印象”，这其实是叙事学中的视角转换问题，但视角转换并不一定都带来反讽，如福楼拜《包法利夫人》第1章是小说史上视点转换的经典例证，但很难说是反讽。第二种手法是“旧瓶装新酒”，比如，“《金瓶梅》的作者不论在情节轮廓还是细节方面都对《水浒传》的素材作了许多刻意的改动，使《金瓶梅》成为一部全新的小说。”这里的反讽说的是小说素材与成书文本的关系问题，“创作手法”或许是更恰当的术语。浦安迪还认为，“《金瓶梅》里的花园建筑格局的许多方面后来就成了《红楼梦》里那座巨幅的虚构花园的蓝图。这种反讽性的隐喻，也是一种广义的修辞法”。其实，《金瓶梅》的花园和“大观园”都衬托了盛极而衰、曲终人散的悲凉气氛，很难说某个花园就是对另一个的反讽。反讽的第三种手法是“作者尽情对各种话题发表长篇的议论”。实际上，反讽微妙复杂之处，就在于作者并不出场做出直接评述，如果他把什么都说清楚了，也就彻底剥夺了读者通过建构反讽而获得的审美愉悦。浦安迪认为古代评点家说的“曲笔”“史笔”“隐笔”都是反讽，或许有些道理，但张竹坡等人都是小说的读者而非作者，这恰恰表明，读者而非作者才是文本反讽的发现者。

由此可见，浦安迪笔下的反讽既未能涉及读者维度，又扩大了其内涵，将某些不属于反讽的也归为反讽，这或许导致他的解读实例未能完全令人满意。《明代小说四大奇书》分析潘金莲、李瓶儿、宋惠莲对待亲夫的不同态度，认为：

这三个妇女之间复杂的交错反映也给添枝加叶和转弯换向留下一点余地，因为宋惠莲最后终于怜悯起她的丈夫来。这与另两位（潘金莲、李瓶儿）对待武大、花子虚和蒋竹山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就这样，本来是完全一致的最初印象归根结底就难免产生了有反讽意味的尖锐对立。

《金瓶梅》以对照手法塑造三个女性形象：潘金莲谋杀亲夫，李瓶儿赶走蒋竹山，宋惠莲被西门庆百般瞒骗，得知丈夫被构陷后自缢未成，与孙雪娥发生口角后上吊自尽。相比于潘金莲与李瓶儿，宋惠莲确如浦安迪所云，表现出对丈夫的“怜悯”。但即使一人有怜悯而另外两人没有，也仅能形成对立关系，是否具有“反讽意味”很难断定，我们大概很难说小说是在用“有怜悯”来反讽“无怜悯”。仅就此情节而论，宋惠莲的举动要从其动机上分析。张竹坡的回前批语说：“惠莲本意无情西门，不过结识家主为叨贴计耳，宜乎不甘心来旺之去也。”这话解释了宋惠莲首次自缢的动机。而更耐人寻味的地方在于，宋惠莲的“殉夫”未成，此后就再无自杀的想法，连西门庆也说她没有“贞节之心”。直到与孙雪娥斗气后她才“忍气不过”地自缢了。据小说情节，即使宋惠莲对来旺有些“怜悯”，其“怜悯”也似乎远远不到为其自尽的程度。此处若有反讽的话，那也是对宋惠莲行为前后不一的反讽：当来旺被递解原籍徐州之时，她“殉夫”不成，却为一顿口角搭上性命。张竹坡批语说：“文字俱于人情深浅中一一讨分晓”，这话很有道理。宋惠莲在夫妻之道这一人情至深之处，用情浅薄；而在无关是非的口角之处，却用情过深。她的人情之“深”或“浅”完全用错了地方。我们的另一例证来自《明代小说四大奇书》对《水浒传》的分析：

小说在处理宋江对一丈青的态度更是饱含反讽的潜在意味。繁本作者在第48回告诉我们，宋江为那位女将的武艺“暗暗的喝彩”。当最后被林冲生擒、接着宋江把她押送到梁山泊他父亲处听候发落时，所有在场的人都很自然地以为他要把她据为己有。就在这时，繁本作者不慌不忙添上了生动的一笔：宋江彻夜未眠。……但鉴于宋江、王英形体上的相似之处，同时又把这样一位英勇善战的女将嫁给一个侏儒这种乱点鸳鸯谱的做法很难不由人从中觉察一种辛辣的挖苦味。

实际上，宋江的“暗暗的喝彩”针对欧鹏而非一丈青。两军交战，宋江本也不该为敌方将领喝彩。引文在这一细节上的失误，盖源于浦安迪过于急切地论证宋江贪恋女色。在他看来，英雄好汉都不能贪恋女色——他们都患上了“厌女症”；如果留恋女色，就不配做英雄好汉了。其实，宋江是否贪恋女色，他是否像浦安迪暗示的那样，经过一夜内心纠结才将一丈青嫁给王英而未“据为己有”，都大可质疑。小说在宋江将一丈青送回梁山泊后写道：“宋江其夜在帐中纳闷，一夜不睡，坐而待旦。”宋江次日就向领兵前来增援的吴用说出自己的“纳闷”：连折五将，“今来似此，如之奈何？”宋江的“纳闷”缘于几天来战事失利而非女色，这可能是一个更合理的推测。

依照金圣叹批语的提示，这里的反讽其实发生在小说其他人物或读者身上。小说写吴用见到宋江就向他贺喜，金圣叹批语说：“何喜可贺？下文又未及详，遂令读者无不疑为一丈青也。”小说显然在诱导读者犯下错误，以为吴用为宋江迎娶一丈青之事贺喜，随后吴用献上妙计，计划几日内攻破祝家庄。这里出现了反讽研究中屡见不鲜的“有知”与“无知”的典型对比：读者误以为宋江会把一丈青据为己有，这一反讽只发生在读者身上而未发生在宋江身上，不能用来证明宋江的形象表现了“包含反讽的潜在意味”。有意思的是，小说继续诱使读者犯“错误”。在打下祝家庄后，李逵指摘宋江说：“你又不曾和他妹子成亲，便又思量阿舅、丈人!”显然，李逵也和读者一样相信宋江贪恋女色。金圣叹说：“忽然将上文一丈青公案再一勾染，便令下文异样出色，妙心妙笔。”下文写宋江将一丈青嫁给王英，打破读者早已形成的阅读期待，也表明读者、李逵的误判，金圣叹评其“异样出色”确实触及要害。这一评语表明，虽然古代小说批评家不会使用反讽这个术语，但对小说细节的深刻体悟与精妙解读并不亚于现代研究者。浦安迪用反讽来描述“宋江对一丈青的态度”，恐与文本实际不符。

三、人物塑造：“组合性格”还是“个性化性格”？

由上可见，浦安迪从反讽的角度来解读明代小说，确实不乏新意；但若推向极端，恐怕也会产生诸多负面效果，其中之一就是在他的阐释中明代文人小说的所有人物无一不是反讽人物，如此推论，难免将性格塑造问题简单化，有意无意地贬低了古代小说在人物塑造方面取得的重要成就。进言之，既然人物都是反讽的，而反讽又总是包括相互对立的两个方面（如“有知”与“无知”），人物因此就在矛盾的两个方面之间变动不居，人物性格就不是不变而是多变的。循此思路，浦安迪指出：“中国小说之人物性格给人停滞之感，究其根源，不是因为缺乏变化，而是因为性格发展的不受约束的流动性。”“四大奇书”的主人公都是矛盾人物。浦安迪认为，人物性格之所以矛盾而多变，在于他们缺乏实体性的持续不断的性格发展。相比之下，西方小说的性格则是实体性的，即使变化和发展也是朝着某一方向变化和发展：

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西方叙事传统往往大致将人物视作实体性的整体：是人物成长过程的假定性结果。换言之，语言塑造的英雄（hero，主人公——引者注）具有坚定不移的单一目的，这一目的被抽象成概念，并转化为某种潜在的可规定性，这成为各模仿层面上人物特性之基础，即便某些特性完全与英雄无关，例如软弱、迟钝、古板或简单的代表性。

简言之，西方小说的“实体性”人物是“受到约束的流动性”，而“非实体性”的中国小说人物则是“不受约束的流动性”。然而，何为人物的“实体性”呢？何为“不受约束的流动性”呢？性格究竟应受到什么的“约束”呢？

首先，引文中提到“西方叙事传统”提示我们回到西方叙事的源头。人们今日熟知的“性格”一词，如同“反讽”一样，也可追溯到古代。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探讨过悲剧主人公的道德品质问题，他的学生赛奥夫拉斯特（Theophrastus，前-前）在其师伦理学影响下完成《性格》（Characters）一书。在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看来，世上万物各有其功能，耳鼻喉舌均有其用处，人之为人，也具有其作为整体的统一的功能，功能若能圆满实现则为德性。“在伦理学里，（德性）被较严格地规定为对功能完满实现的具有。具有（ekhein）是动词，这里作为实词，采用它的名词形式heksis。……人的行为heksis称为品质。”可见，实现德性需要某种功能在个人身上发挥出全部潜质，而这些功能又需要行为才能体现出来，做出这些行为即为具备某种品质或称“性格”。《性格》把人类全体成员分成不同性格类别，该书列举了“饶舌”（garrulity）、“自大”（arrogance）等各种抽象品质，每一种都附上具体事例来阐明这些品质，证明它们都能具象化在某人身上。该书30篇“性格速写”力图在人性类别与活生生的个人之间建立联系，对文学创作颇有意义：现实的人的性格决定着文学性格，分析文学性格只能从生活出发，现实中存在着对女儿怀有偏执之爱的父亲，巴尔扎克笔下才会出现高老头的性格；而且，既然现实的人可以根据其人性的不同分成各种类别，那么戏剧或小说中的人物也可照此类推，依照各种品质分成各种性格类别。《荷马史诗》反复出现的“智慧的奥德修斯”“捷足的阿喀琉斯”莫不如此，这也成为17至18世纪新古典主义“类型化性格”的基础。

其次，“类型化性格”在浦安迪论述中表述为“坚定不移的单一目的”（thesteadfastsinglemindedness）。换言之，主人公身上具有一种主导性的品质，此即“单一目的”，它可用某个概念来表达，因为只有概念才能被定义而感官印象无从定义，这就使得人物性格具有了“某种潜在的可规定性”。所谓“规定性”，是说读者可依据已获得的信息来合理预期人物将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犹豫的性格会使人物经常犹豫，痴情的性格则让人物经常陷入情网。浦安迪称这一性格塑造过程为“概念的实体化”（conceptualsolidity），的确很有道理。从作者角度来说，人物的性格化过程或“性格塑造”（characterization）是赋予概念以实体的过程，意在将抽象品质人格化；从读者角度来说，这意味着从主人公众多行为中抽象出主要行为模式，抽象出某一主导品质。欧美文学史上这方面的范例涉及多种体裁，而以现代小说居多，如贝雅特丽齐的爱情、哈姆莱特的犹豫、堂吉诃德的疯狂、鲁滨逊遨游四海的壮志、于连的野心、包法利夫人的浪漫风情、希斯克厉夫的暴戾复仇，等等。

然而，除了犹豫、疯狂之外，哈姆莱特、堂吉诃德等人身上显然还有其他品质：前者与霍拉修的真挚友爱、对下层民众的同情、多才多艺、剑术高强等；后者则处处主持正义、仗义疏财、勇气过人，书中人物评价他说：“只要不提起骑士道，谁都认为他识见很高明。”这些显然都无法归纳到“犹豫”或“疯狂”这一“单一目的”之中去，但它们也不与“犹豫”“疯狂”相矛盾。浦安迪在上述引文中列举了“软弱、迟钝”等都是与英雄品质“完全无关”的各种特征，它们并不与人物的“单一目的”完全对立，乃至否定主导品质。实际上，如果加入或容纳了相反特质的话，就会塑造出矛盾人物。如刘备、曹操既是奸雄又是英雄，唐僧既是圣徒又是凡夫俗子。当刘备、唐僧等形象在两个极端之间游移或摇摆不定之时，就会出现“不受约束的流动性”。

浦安迪认为，正是由于明代小说的人物性格呈现出不受“单一目的”约束的情形，所以明代小说“单个人物的唯一性似乎并不源于其个性化性格所具有的独特性或新颖性，而是源于刻画此人物时采用的共同认定的人性特征的特定组合”。首先，在他看来，“类型化性格”会冲淡人物的个性化性格，此处暗含的前提是“类型化性格”必定不如个性化性格那么出色，但已有研究者对此提出疑问：“认为性格塑造的一种形式比另一种优秀是愚蠢的。认识到差异性才是智慧的开始。”比如，我们可在单一性格的阿喀琉斯身上发现“一位活生生的，正在呼吸的人物”，而乔伊斯笔下的布鲁姆并不比其古代史诗的对应人物奥德修斯“塑造得更好”。

其次，类型化性格是否与个性化特征互相排斥、绝对对立，似乎也值得商榷。上文已经指出，在堂吉诃德的疯狂之外，他还有很多理性的、不那么疯狂的表现，这些无疑也是其性格塑造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研究者指出，正是这些与主导品质不相关的表现才更有意义，“无谓生活的多余边界，材料的过剩堆积，细节描写与独出心裁的丰富性，满心欢喜地沉浸于生活经验……这些现象在伟大小说家的作品里触目可及”。可见，所谓个性化特征既与人性类型的共同性有关，也与这些共同性之外的因素密不可分。实际上，堂吉诃德的性格大于疯狂品性，并不仅是用一个名叫“堂吉诃德”的人物来表现疯狂品性，这才是“单个人物的唯一性”：他独特到了不可替代的程度，超越了疯狂所能概括的范围。用这一标准来衡量，中国古代小说的人物塑造就不仅是浦安迪说的“人性特征的特定组合”那么简单。历代研究者都不约而同地提到古代小说在人物个性化方面取得重要成就。金圣叹在《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读第五才子书法》第16条里说过，“独有《水浒传》，只是看不厌，无非他把一百八个人性格，都写出来。”第25条更是举例说明：“《水浒传》只是写人粗卤处，便有许多写法。”粗卤是一项品性，但小说在表现每个人的粗卤时又都与个性化因素联系在一起，即与粗卤之外的某些因素联系在一起，如李逵是草莽英雄的粗卤，不计后果、猛打猛冲，以致宋江死前要鸩杀之；而鲁智深则是透着几分精明的粗卤——他在“拳打镇关西”一节中明知打死了人，却说对方“诈死”以便自己逃脱，等等。总体上看，浦安迪对人物性格的塑造成就估价不足，认为“奸雄”“英雄”一类的人性共同特征被明代小说家相互矛盾地组合在一个人物身上，形成“组合人物”。

如果小说人物不是个性化的而是“人性特征的特定组合”，那么这些共同特征就可能被更多的人物所分享，从而形成由多个人物组成的人物系列。《三国演义》“桃园结义”中的刘关张三兄弟、“《金瓶梅》中的六位妻妾、《西游记》中的五位取经者以及《红楼梦》中的数位女主人公，均是此种手法运用之典型”。这些人物组成在一起便形成“组合人物”，所有涉及的个体融合在一起，提炼出故事主人公的“组合形象”（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