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的师承——出乎儒而返乎儒武树臣摘要：探讨法家师承关系应当从宏观的法律文化视野入手。法家的产生、发展与儒家具有不解之缘。其脉络即由孔子、子思、子夏，乃至李悝、慎到、吴起、商鞅，再由荀子、韩非、李斯及至吴公、贾谊、董仲舒。此间，《春秋》学起着重要作用。这个师承链条，既是法家思想的沿革史，又是儒家思想的演化史。及至荀子、董仲舒，先秦儒家完成了脱胎换骨的涅槃，法家思想则被融入新儒家思想体系当中，儒法两家共同缔造了古代正宗学术。法家精神始终未退出历史舞台，以法治国的精神，守法尽职的职业法家群体，始终在古代法律实践活动中宣示着自己的存在。关键词：法家；师承；子夏；子思；曾子

春秋末期的孔子创立了儒家学派。在孔子时代，孔门弟子队伍十分庞大，史传弟子三千，贤人七十子。其时，孔子虽然言及“君子儒”、“小人儒”，但也许还不曾意识到自己创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民间学术团体——儒家学派。到了战国时，庄子才提出“缙绅先生”的概念。《庄子·天下》：“其明而在数度者，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自从有墨翟、杨朱标新立异另起炉灶，如《孟子》所说“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才导致出现民间派别的苗头。此后，《韩非子·显学》谓孔子之后“儒分为八。”《荀子·儒效》则更有“俗儒”、“雅儒”、“大儒”之名。儒家阵营在新的社会环境之下的分化，也许与诸家思想的问世异曲同工，最终促成百家之学的兴起。而法家则是晚起的一个学派。

关于法家的师承关系问题，应当说不是一个新题目。学术界除了法家与墨、道、名等诸家的学术联系之外，也曾经注意到法家和儒家的联系。如章太炎《诸子系统说》指出：“《荀子·非十二子》儒家思軻张夏之伦，亦所鄙夷不道，比于孟子为尤峻矣。深覩儒家之弊，博而寡要，是故隆礼义而杀诗书。韩非李斯之法自此萌芽。原夫法家者本未自儒家流出，蕞尔一邦，必有典章可守，上溯《周官》，下逮《管子》，孰非法家经国之书，然其自名一家，实由矫拂儒家而起。”[1]谭正璧说：“古时礼法并称，二者实相贯通。至管仲主以法治国，法始专就刑罚言。然由此可见法家本起于礼。……礼不足治，而后有法。礼流而为法，所以礼家流为法家。”[2]“礼家”或即指儒家或与儒家相接近。钱穆说：“法家主庆赏刑罚，原于儒；道家言反朴无治，原于墨。”[3]其《先秦诸子系年》谓：“至魏文时，而李克著《法经》，吴起贲表徙军辕以立信，皆以儒家而尚法。盖礼坏则法立，亦世变之一端也”；“人尽誇道鞅政，顾不知皆受之于李、吴。人尽谓法家原于道德，顾不知实渊源于儒者”。[4]郭沫若主法家源于儒家且出于子夏一派。他在《前期法家的批判》中说：“李悝、吴起、商鞅都出于儒家的子夏。……因此，前期法家，在我看来是渊源于子夏氏。子夏氏之儒在儒中是注重礼制的一派，礼制与法制只是时代演进上的新旧名词而已。”《韩非子·显学》历数儒家八派，独无子夏，“是因为韩非把子夏氏之儒当成了法家。”[5]这种观点使人耳目一新。

由于直接资料或缺，学者关于法家源于儒家的意见，大多只是出于推测，而缺少进一步的系统发掘，致使法家源于儒家而自立的师承脉络并不清晰。这里首先涉及研究视野问题。探讨法家的师承应当摆脱诸子百家壁垒森严这样的僵硬概念和界限，用一种宏观的混合的发展变化的眼光来看待古代的文化现象。张岂之说：“近世学者多注意到法家思想与道家学说有渊源关系，是很对的。但是很少有人对早期法家与儒家的联系加以研究，从而没有追索法家思想与上古政治思想的渊源关系；”“战国早期子夏的弟子中出了法家人物李悝、吴起，战国末期荀子的弟子中又出了法家人物韩非、李斯，儒家弟子有这么多人成为法家代表人物，不能排除儒家学术中有法家的基因。”[6]诚如所言，学界很早就注意到法家和道家、墨家、名家、兵家的联系。这些联系大体上只是横向的联系。至于法家之来龙去脉的纵向联系问题尚未得到充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