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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哥哥仲肇康（.10.17-.12.22）已离开世间10年，现把他的大体生平资料供各位亲朋好友了解。
哥哥肇康只比三叔延凯小一岁，因此他们两人早期的经历大致相同。在三叔和哥哥肇康的启蒙时期，4-5岁时就读于老太爷的私塾，先念“三字经、百家姓”，最后读一点“论语”。叔侄二人当年就把这两本书背得滚瓜烂熟。练习大小毛笔字也是主要的学习内容。
据三叔回忆，哥哥约在5-6岁时生了一场病，用担架抬到杨庄、请老中医看病。但是首付药服下后病情反而加重了。后来老中医说这付药就是为了加重病情，使病症充分表现出来，以便对症下药，随后真的治好了。是什么病记不得了。只记得让他吃烤馒头片。等到以后朱庄西边办了个小学，这学校可能是朱大秀先生主持创办的，就到那里上小学，主要课程是语文算术，老师叫陆守全。当时二叔在渔沟镇，在西门偏北有一所渔沟小学，不久他就要三叔和哥哥到那儿去读书。3-4年级共有一个教室，老师姓邵，名字忘记了，给三年级的学生讲课时，四年级的学生就复习或做作业，反之亦然。教室前有几株桂花树，金秋开花时节，香飘四溢，一边听课，一边享受那沁人心脾的桂花香。当时叔侄二人住在王姓的亲戚家，在区公所吃饭。以后二叔去了后方，叔侄二人也就不能在那里上学了。
回家以后不久，母亲请来了张亭楼老师教孩子，学校就在家后的房子里。学生除了我们家的孩子以外，还有前后村姓仲、姓陈的孩子，西南姓朱和姓蒋的孩子。大约办了两年的时间，小学阶段的学习就这样不经意地结束了。
我的外婆是一位非常有本事的人，对子女要求很严。据说如有一个人犯了错误要罚跪以外，其他子女也要陪跪，甚至到半成年人了也是这样。我的母亲也用这种方法对待孩子，哥哥小时候被罚跪也不知有多少次。年端午，老太爷去世，当时在家的三辈男性只有爷爷、三叔和哥哥，来人吊唁要磕头，三人手持不同辈份、不同颜色的哭丧棒跪下答谢，而且每次开饭前，孝子孝孙都要去叩拜。那年三叔11岁，哥哥10岁，就这样跪了三天。三天下来叔侄二人腰酸背痛，十分不容易，但都心甘情愿。因为老太爷是我们家族的中心，大家为失去这位有威望有文化的先祖而悲痛万分。年下半年，爷爷送三叔和哥哥到镇江，很快哥哥到南京二舅处上小学。年春节前三叔和哥哥都回到家里。
大哥颠沛流离的中学学业：
初中时期：初中时期是从年上镇江中学进修班开始的。这是一个新建的学校，没有校址，就把镇江的金山寺作为临时校址。学校总共有多人，根据原来的学习基础编班。食宿全部是公费，零花钱自筹。在金山寺期间就没有上课。每天上午练练操，下午到河对面的树荫里讲时事政治，有时也让学生自己讲，或者搞一些文娱活动。在家过了春节以后，恰逢淮安中学招收插班生，三叔和哥哥去报名，结果都被录取了。年春均考取江苏省立淮安中学插班生。以后大部分时间在学校，家里的事情知道的就不多了。
江苏省立淮安中学成立于年，位于淮安城内东南角，东临城墙，面积很大，有几栋二层楼的教室和宿舍，还有一座较大的礼堂，其后是厨房，东面是教师办公楼和单身教师宿舍。以后还修复了洗漱室，布置得和实验室一样，每人一个位置，架子上可放漱口杯，其中放牙膏牙刷，架子下横穿一根铁丝，可挂毛巾。学校要求学生整齐划一，谁违反了规则就罚跑步。东面是操场和篮球场。这在当时的情况下就算是设备条件很好的学校了。此外，学校还有亩校田，其收入用于建设学校。
淮安中学的校长叫张开轩，当时也是有名的校长之一。他在淮安上班，而家在淮阴，恰好和二叔住在一个院内。有一次三叔去淮阴，他也在家，从此相识，以后在淮安中学里遇到，校长先生总是关爱有加，显得非常亲切。
叔侄二人在淮安中学的好景不长，“淮海战役”以后学校奉命南迁，先迁到省立镇江中学，也上不了课，学生整天无所事事，因而组织同乡会，相互闹矛盾。大约在年三月底四月初学校迁到江苏和浙江交界处芦墟。听到南京4月23日解放的消息以后，有几个学生为首，组织一批学生准备南逃。当时学校没有钱，每人发一个月口粮的稻子。有20多人乘民船到松江，住在一家南逃的富人家里。那家的院子很大，房间也非常多，人去楼空。因为要自己加工稻子做饭，耽搁了时间，那时（5月3日）杭州已经被解放，交通切断，一群人就南去无路。后来经过介绍参加了国民军军的学生大队，可能是在5月初到上海，住在交通大学，约在5月24日转移到虹口剧院，于5月27日被解放。在虹口剧院时，二叔还去看过叔侄二人一次。（想不到天翻地覆的洪波曲里的一段小插曲，给我们日后的命运投下抹不去的阴影）。以后叔侄二人被带到上海郊区七宝，这时已经有三天没有吃饭。此后从七宝转移到另一个小镇，他们十几个人利用饭后到河边洗碗的机会逃走。大家拉开距离，向上海方向走去。三叔和哥哥找到二叔的住处，在当天下午就匆忙离开上海去南京。二叔送叔侄二人到火车站附近，想不到这就是二叔与三叔兄弟的最后一别。到南京以后，我们一家加上三叔与哥哥的到来，这么多人的吃饭问题就更严峻了。
高中时期：
我的大舅李建寅认识南京农业职业学校的李老师，通过他的关系，叔侄二人到南京后不久就上了南京农业职业学校。这个学校原来在燕子矶，哥哥他们上学时已经迁到笆斗山原来国民党的空军油库里，后来又搬到晓庄师范，最后迁到蒋王庙（现在是南京森林公安专科学校）。高一时上基础课，与普通中学差不多，只是因为没有英语教师，英语课没上多久就停课了。高二则以专业课为主。到了高三时，该校改为华东农林干部学校，属于大专性质，校长为华东农业科学研究所的副所长周立平，学校分为一、二、三部，三部为原南京农业职业学校。改制以后，学校师资不足，决定将叔侄二人这个班20多个人送到华东农业科学研究所（其前身是年创办的中央农业实验所，现在是江苏省农业科学院）各系实习。
华东农业科学研究所实习和工作期间：
位于南京中山陵脚下孝陵卫的华东农业科学研究所，就是抗战前的国民政府中央农业实验所，年的所长是有名的农业专家沈宗翰先生，年起就有美国的农业育种学家洛夫和全国一流的农业专家在这里工作，解放后的副所长是育种学家周拾禄先生。这里的科研和生活设施都是非常好的。我的二舅抗战胜利后从重庆飞来南京，就是接收了农业实验所并在所里工作，后来被打成右派，郁郁病逝。到农科所后，同学们自选到各系实习。三叔选择了特用作物系，哥哥选择食用作物系，导师是著名的水稻专家吴光南。在生活上享受了半年的供给制待遇，即除了吃饭不交钱以外，每月还发给几块零花钱。到了年8月实习结束时，也就毕业了，全部留在所里上班，各人仍然在原来实习的系里工作。开始的工资是28元，以后每年加一级，到三叔考取山东大学以后还给加了一级，近61元。
哥哥在-年大豆育种工作中选育出大豆新品种：岔路口一号，在江苏、安徽沿江地区推广了数十万公顷，该品种被列为年全国农作物优良品种。
年所内成立作物生理研究室，由留美博士周承钥先生任主任，留英博士奚元皊先生任副主任，吴光南先生转移研究水稻光温特性，并与中科院植生所合作进行水稻春化阶段研究。
年所里开展对余个中国水稻品种对光照反应的特征研究，由吴光南先生主持，此项工作获得了较满意的成果。该实验由于品种多，需要处理的资料量非常大，特别是抽穗期指标以穗数为标准，当时又适逢肃反运动，所以每天忙的不亦乐乎，真是一年干了两年的活。
中国水稻品种对光照长度特性的研究结果由吴光南先生牵头在国内刊物华东农业科学通报（年第8期）发表，引起了国内外专家学者的
